楊永泰這種權傾一時的地位，自然引起國民黨內其他派系和權貴的嫉恨，尤其是陳果夫和陳立夫為首的CC系。
1933年1月，陳立夫、陳果夫等人談起政學系的“暴發戶”：“蔣委員長怎麼看上這位首鼠兩端的楊永泰。楊永泰有何能力，還不就是會投機嗎？”
1934年6月，南昌機場發生大火，蔣介石剛從意大利購買的霞飛式轟炸機被燒毀10多架。蔣大為震怒，命令行營調查科科長鄧文儀負責調查。鄧文儀接受了CC派的10萬美金賄賂，於調查後宣布大火為意外事故。
楊永泰對這個結論十分懷疑，當即請示蔣介石，與戴笠聯合再度進行秘密偵破。結果真相大白，這乃是一場重大縱火案，主犯為航空署長徐培根。徐盜用公款套購黃金，虧空無法彌補，遂放火燒毀庫房以銷毀帳目。不料天氣炎熱，大火失控，致使飛機被燒。蔣介石聽了楊永泰的報告，下令將徐培根槍斃，免去鄧文儀的職務。
楊永泰的這一做法極大地觸動了CC系的利益。CC系於是糾集所有不滿楊永泰的勢力，群起而攻之。
從1928年起，國民黨黨務大權便集中在二陳為首的CC系手中，形成了“蔣家天下陳家黨”的格局。隨著國民黨內各反蔣勢力的蕩平，蔣介石越來越無法容忍二陳把持黨務的現狀，力謀削弱CC系的權力。
在第五次“圍剿”中，楊永泰向蔣介石提出了集中黨、政、軍力量於“剿匪總部”的建議，蔣認為這是削弱CC系的好機會，便接受了楊永泰的建議，把豫、皖、鄂、贛四省國民黨組織變更，省市黨部設主任委員，由當地軍政大員兼任。
楊永泰的這一招，把原來的省黨部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一起打入了冷宮。各縣設書記長，又把原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一起“送客”。不論省或縣都由書記長負全責，工作報告直接上呈“剿共總部”黨政處。這樣一來，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國民黨省、市組織由CC系手中轉到政學系手中，CC系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成為當地軍政首腦的附庸。
CC派遭此打擊，當時卻敢怒不敢言。因為楊永泰這一辣招是以蔣介石名義去辦的，並已由國民黨中常會追認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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