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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合影 |
閻錫山充分利用爭取到的和平環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數年之內創建了包括采礦、冶金、采煤、發電、機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紡、造紙、卷煙、火柴等輕重工業廠礦的西北實業公司，修築了長達860餘公里的同蒲鐵路，成立了山西省營業公社，整頓了山西省銀行，新建了鐵路、鹽業、墾業等銀號，並為“四銀行號”成立了實物準備庫，到抗日戰爭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資本體系，資產達到2億銀元。其規模之大，投資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國內名列前茅。同時，他認為不把群眾組織起來會給共產黨留下空子，須用組織來抵抗共產黨的組織，於是成立了青年救國團、建設救國社等團體，後來又將其合併組成山西自強救國同志會，作為他推行政令的組織保證。這樣，他的經濟和政治實力都得到了增強。
反共擁蔣聯共抗日
閻錫山的反共是由來已久的。1921年，他聽了僑居蘇俄的山西商人的報告，便認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兩個極端的錯誤，人類應謀求適中的制度”，逐召開“進山會議”。針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以“人群組織究竟怎樣對？”為題展開討論。之後，閻錫山支持蔣介石對工農紅軍的反革命“圍剿”，曾派一個師赴江西參戰。1935年，紅軍在陝北建立了革命根據地，閻錫山開始了“思想防共，民眾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進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軍事來防共，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來剿共”。他在山西還準備實行土地“村公有”，作為防共的根本辦法；設立“防共保衛團”和“主張公道團”組訓民眾，“防共保鄉”。
1935年冬（52歲），日本侵略軍炮製“華北事變’，接著要求華北五省實行“自治”。1936年（53歲）2月，紅軍渡河東征，晉軍慘敗，閻錫山告急，蔣介石乘機派5個師開進山西。紅軍於5月初回師陝北，蔣軍卻賴著不走，而且於6月成立了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並以陳誠為總指揮，對閻構成威脅。在這三種力量面前，閻錫山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小心翼翼，開始“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蔣介石是事實上的國家元首，應該擁護，但又是自己的頭號政敵，必須拒絕蔣的勢力進入山西；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中國，但他怕引火燒身，不提抗日，當日軍鐵蹄已進入綏遠時，他才於8月有條件地提出“守土抗戰”的口號；中共及紅軍雖然是危險的敵人，但暫時不會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戰堅決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於是他停止反共叫囂，產生了聯共的設想。擁蔣拒蔣，恐日抗日，反共聯共，成了他制訂各項政策需要考慮的關鍵問題，其中心是要玩聯共牌，抬高自己的地位並增強自己的實力，以應付即將來臨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自強救國同志會”內的左傾進步人士於9月18日發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國同盟會”，閻怕觸怒日本帝國主義，更名為“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自任會長。十月下旬，閻錫山邀請共產黨員薄一波主持“犧盟會”的工作。
從此，中國共產黨在山西同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共產黨員戴著山西帽子，參加閻錫山的官辦團體，運用山西的某些進步語言，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在“犧盟會”的領導下，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太原一時成為全國抗日呼聲甚高的城市，二十幾個省市的數千名進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參加軍政訓練，為抗日戰爭開始後組建新軍、開展武裝鬥爭和創建抗日根據地做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至此，閻錫山在擁蔣的前提下，基本上確立了聯共抗日的路線。
1936年11月，閻錫山與蔣介石會商後，命令晉綏軍傅作義、趙承綬等部對侵入綏東的日偽軍進行反擊，24日收複百靈廟。全國人民祝捷慰勞，士氣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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