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們堅持要我殺你，我想我還是會做的”
當我們返回報社所在地後，一個好心的翻譯給我敲響了警鐘。他是什葉派教徒，住在危險的遜尼派社區附近，後來在伊拉克戰爭中大難不死，活了下來。他頭腦機警，以前做過軍事翻譯，隨後轉到了新聞組。他說，芭妲近來三周頻繁給報社打電話，想知道我什麼時候再去。
“一定有玄機，”他提醒我，“跟他們打交道是沒有安全保障的，你千萬不能告訴她你要去某地的確切時間。他們一旦知道，就可以策劃襲擊埋伏、實施綁架計劃，或者在你的車下安裝炸彈。千萬不要再去見他！”
安全顧問猜測，如果下次見面，芭妲只要聽見我們進入醫院的腳步聲，就很可能會立刻給她的聖戰分子朋友們打電話。自那之後，芭妲又打來兩次電話詢問我們“確切的出行時間”，我都含糊其辭的回絕了，我們擔心身在醫院的她很可能會聯絡外面的朋友策劃襲擊埋伏。
第三次見面還是在護士的辦公室裡。沒有椅子，我們只好坐在床上。我小心地，盡量以一種不帶主觀判斷的語氣問她：“你是否曾有因為我不是當地人而殺我的念頭？”“坦白說，有過。”她語氣變得緩和起來，繼續說道，“但並不是專門針對你，因為我們認識”。
此時，我突然心生很多疑惑：她是否跟她那些極端主義的表兄弟們或者朋友們提起過我？她會給她們描述我的詳細信息讓他們找到我嗎？“我不會犧牲我們的友情的，”她停了一會，突然轉過話頭，“但是，如果他們堅持要我殺你，我想我還是會做的。”“不過如果他們殺的是美國人，那就要做頓豐盛的晚餐好好地慶祝一番了。”那一刻她笑的很幸福。的確，正如侯薩姆少校所言，“她很誠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