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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高義1979年推出的《日本第一》一書成為當年美國最暢銷書之一，美國媒體也對此書進行了大肆炒作。 |
伴隨著對“中國模式”的熱炒，西方國家似乎對中國充滿了期待。
“近30年來，中國經濟令人驚異的快速發展體現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認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長。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
——弗朗西斯.福山
熱炒“中國模式” 鼓吹中國“拯救世界”
美國《華盛頓郵報》2009年11月14日發表的題為《中國人正在“改變我們”》的文章為我們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不久前，在坐落於起伏的群山和牧場之間的一座大庫房裡，一群農場主圍在一位買主身邊，他們的談話顯示出美國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名買主身穿帶有設計師標識的便裝，腕表的價值跟外面停放的通用公司的卡車相當。他說：“我覺得你們美國人還沒弄明白，我們需要高質量。”對這些壯實的農場主來說，被一名來自中國的制藥公司經理批評還是件新鮮事，但誰也沒有抱怨。這些美國中西部的漢子把他們的中國客人看作類似於救星的人物。種植人參的蘭迪.羅斯說：“幾年前，我們種什麼參都行。我們種的他們都買。現在我們必須知道怎樣讓他們滿意。他們正在改變我們。”
西方：要求中國承擔更多“責任”
但西方對中國期待遠非如此簡單。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09年訪華期間強調：“美國不謀求遏制中國。相反， 一個強大且繁榮的中國的實力上升能夠成為國際社會的一支力量。”
與此同時，西方媒體開始熱炒所謂的“G2”模式，認為世界已經進入“中美共治”時代。按照西方的邏輯，既然中國已經具備了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就應該對世界承擔更多的“責任”。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09年兩次G20峰會上屢被提及的“G2”概念，再次被搬到年底的氣候峰會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德波爾指出，美國和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的40%，沒有中美兩國的具體承諾，很難在哥本哈根會議上達成任何協議。但事實上，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與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承擔著不同的責任。西方國家顯然居心叵測，試圖用氣候問題來阻撓中國的發展。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所華裔高級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黃靖博士分析說，西方國家要求中國承擔的“國際責任”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經濟和物質上的責任。西方認為既然中國富起來了，就應該“少享福”，在國際問題上更多地出錢出力。例如，世界銀行一再聲稱中國“已經畢業”，將不再是世行貸款的受援國。第二，開放金融市場方面的責任。西方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已經取得很大進步，但金融市場的獨立性還很不夠。中國政府必須放棄對金融市場的控制，讓外國企業進入中國金融市場。西方一再壓人民幣升值就是一個現實的例子。第三，道義上的責任。西方想讓中國逐步按照它們的價值理念和博弈規則來出牌。如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早在2005年9月就明確提出中國應做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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