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要好制度，還是要好國王
孫中山與黃興的嚴重衝突
“華盛頓神話”作為一種政治理想登陸中國後，各色政治人物自然不會放過這一深具政治效果的“思想資源”。圍繞中國特殊的文化傳統，和不同政治集團的現實需要，“華盛頓神話”與近代中國纏結互動，不斷變幻傳衍，一幕幕活劇令人深思浩嘆。
在推翻封建專制的鬥爭過程中，華盛頓成為一面最好的旗幟，一個最吸引人的口號和標語。1922年，《申報》創刊五十年慶時，民國政要張一麟撰文感慨地說，我十六歲時，就讀到華盛頓的故事，每每心醉神往不已，常自忖有生之年能親眼見到民主政體在中國實現嗎？回想近五十年來，中國若有華盛頓這樣的人，人民哪裡還會遭受到那麼多痛苦！
“華盛頓神話”很快成為激勵革命黨人的思想武器。興中會的機關報《中國旬報》公開倡言：“以華盛頓之心，行華盛頓之事”。華盛頓成為鼓勵人們革命救國的樣板，成為革命派們的實踐楷模。知識分子們大聲疾呼：我堂堂中國有“四萬萬人”之眾，何以“竟無一華盛頓其人者耶？”期望人民以華盛頓為榜樣，奮起抗爭，作“無名華盛頓”。鄒容在《革命軍》中更是激情澎湃地號召“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體制，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要“使中國大陸成淨土地，黃帝子孫皆華盛頓”！華盛頓被轉化為呼號鼓動革命的動力，是“華盛頓神話”的政治效果在中國的一大轉折。
孫中山早年投身革命運動時，也欣然把華盛頓與商湯、周武並列，作為自己景仰的對象。華盛頓受命於危難之際，戎馬倥偬，贏得美國獨立，首創民主共和，使孫中山感佩良深，誓言在中國“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廢除專制，實行共和”。身受美國教育的他，高人一籌地認識到，從“同心一致，以赴公義”的“國民革命”立場來看，那種對華盛頓頂禮膜拜、無限神化的論說，其實是“及中帶有專制國虛偽之遺傳，而自行杜撰”的結果。他把華盛頓請下“神壇”，認為華盛頓統兵出戰，“是各盡所能，以行義務，雖職有等差，而分皆平等”，“固無所謂歸心於誰也”。他對軍隊將領們滿懷熱忱地演講：“我們革命軍人，如果能夠把革命做成功，便是美國的華盛頓，否則便是滇軍的某師長（軍閥）……”
然而事情很快起了變化，孫中山不得不背離自己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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