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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前半生》手稿 來源：中華讀書報 |
逆境中溥儀欲說還休
“文化大革命”初期，溥儀的腎病加重，口不離藥，經常住院。但他也和其他人一樣，關心國家大事，對動亂歲月的一些反常情況想理解又不能理解，甚至產生恐懼心理。他的歷史經歷又決定了他的恐懼以負罪心理為依托，久久不能釋懷。1966年9月15日，孫博盛以長春市政工程處文化革命戰鬥隊隊員的身份，致信溥儀，批評《我的前半生》的錯誤。溥儀於第二天複信，表示“書中內容確有不少美化舊事物，是不少有毒的，起壞作用的，應當打倒的”。還表示，作為危害中國人民的罪人，“不應當領稿費”。以此為開端，一直到翌年2月6日，孫博盛向溥儀致信8封，嚴辭斥責《我的前半生》，溥儀以及李淑賢給孫博盛回信9封，表示低頭認罪。真是難為溥儀了。實事求是地講，孫博盛討伐群眾出版社，是找對了單位；而興師於溥儀，則認錯了人。
在《我的前半生》成書的幾年中，溥儀幹的事情很多。到香山植物園勞動，參加全國政協組織的政治學習、討論，不斷地接待各國來訪的外賓以及參加其他外事活動，等等。此外，還有一些隨機進行的重要活動。譬如，溥儀曾說，在1963年7月23日“下午3時，公安部於處長、李文達、聶陳宗同志，偕蔣匪幫九股特務中進竄大陸的、投降並立了功的、受過政府獎勵的五人來訪問，讓我介紹自己學習、改造經過”。
當時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下設北洋組，具體負責審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時期的文史資料來稿。這個組是編輯、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資料的重要機構，溥儀在這個組從事看稿、梳理卡片、分類編目、撰寫內容提要等日常工作。撰寫《我的前半生》不僅僅要靠個人記憶，更需要大量的調查、採訪活動，即廣泛收集人證和書證。溥儀是沒有條件這樣做的。他到群眾出版社來，因為“目標”太大，曾引起許多幹部的關注，就更談不上去國家檔案館坐冷板凳找尋相關歷史資料了；回長春偽宮，如果不是組織行為不合時宜；造訪撫順戰犯管理所，他可是從那裡出來的（許多國民黨戰犯和日本戰犯也是改革開放以後，撫順所成為國民教育基地，才有幸故地重游）；至於一些老太監、親朋故舊、前夫人李玉琴，等等，以溥儀的身份不好意思為寫書的事去找。
難怪《我的前半生》當年的責任編輯王蘭升跟我說：“他（指溥儀）怎麼寫《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是由公安部以及群眾出版社委派李文達脫產四年執筆寫成。溥儀並不脫產，在李文達從事撰寫工作的過程中，始終追蹤之，參與研究，隨時校訂，並進行了一些口述。由於溥儀記憶能力不是特別強，使李文達不得不從其他途徑掌握溥儀的經歷，經溥儀同意後寫入書中。
雖然，更熟悉《我的前半生》的並不是溥儀，但他還是向孫博盛承擔了責任。溥儀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在1966年9月15日當天，他迅速給李文達打電話求救，據《愛新覺羅.溥儀日記》載，群眾出版社一姓張的人員，代李文達回話，說他工作忙。實際情況是，社方幹部張宗德把溥儀的求救推掉了，因為，造反組織掌了權，社已不社，李文達作為“走資派”早就被打倒而失去自由了。十分清楚當時的政治形勢的溥儀，又於10月21日與王蘭升電話聯繫，告訴孫博盛給他寫批判信一事。這應該是試探性的行為，還是想找李文達，也知道了王蘭升沒有出事。10月24日，溥儀給孫博盛複信，表示《我的前半生》以後不應當出版，“但是，這不是我個人能決定的，因此我已向群眾出版社同志提出了我的意見”……信中還極準確地揭示了《我的前半生》的主旨：“宣揚黨和毛主席改造政策的偉大。”似乎試圖扭轉孫博盛的思路。
然而，孫博盛的來信催逼得越來越緊，對《我的前半生》的上綱上線越來越高，痛苦而又無奈的溥儀，於12月2日再次給王蘭升打電話向群眾出版社求救。他說：“我不是依靠李文達個人，而是依靠組織……自限於水平，再檢查，檢查不出什麼來……”他還表示，“政協領導對於書的來源不接頭”。溥儀就差說這本書不是他執筆寫的了。王蘭升不能跟溥儀說實話，只好講李文達出差了，而別人不知道書的內容。44年後，王蘭升告訴我，當時這樣講，是請示過造反組織的。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安部都被砸爛了，哪還有什麼正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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