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於1966年的夏天展開，第一個被打倒的是總編輯姚艮，不久之後，副總編輯李文達也被打倒。據王蘭升回憶，上述史料，大約產生於1967年上半年。姚艮和李文達在1967年上半年被投入監獄。這些文字不是面對面的批判材料，而是背靠背的批判材料，當時作為底稿，寫成大字報後，貼在公安部大院內食堂東邊臨時搭起的席棚上。
本文無意於探討“文化大革命”思維。這是一種在當時司空見慣且極少遭人質疑或批判的思維。筆者關注上述文字的出版史價值，約略說，有三條。
第一，它用簡短的語言，勾勒出《我的前半生》的成書過程以及為這本書的撰寫出版作出了突出貢獻的單位和個人。最具悲劇意味的是少奇同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說過《我的前半生》“寫得不錯”的話，第一個說的是毛主席，但污水全潑到了少奇同志頭上。彭真是第一個提出要把《我的前半生》改編成劇本的人。陸定一為《我的前半生》的出版最後拍板。兼任群眾出版社社長的劉複之，在造反派當面聲討他的“罪行”時，坦然而明確地表態，《我的前半生》就是在我的支持和組織下具體完成的。在公安部，無論受迫害的老幹部，還是拉大旗作虎皮的造反派，沒有一個人認為這本書應該由溥儀來承擔責任。
第二，“文化大革命”耽誤了《我的前半生》用其他藝術途徑傳達的機會（以21世紀出版界的行話應稱為影視作品與圖書互動）。王蘭升回憶，李文達確實寫了這本書的電影劇本，他曾經看過。從當時的文化部電影局局長陳荒煤、北京電影制片廠、導演謝鐵驪到演員趙丹這條運作線索是真實的。世人只知改革開放以後，中意英合拍由尊龍出演溥儀的電影《末代皇帝》和國內由陳道明出演溥儀的電視連續劇，又有誰知道趙丹喪失了出演溥儀的機會呢？
第三，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第三研究所副所長黎澍、劉大年，都說過《我的前半生》“不朽”的話，並且得到了許多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認同。在一本書尚未出版的撰寫過程中，就做出了這麼高的預期，在中國當代出版史上是不多見的現象，為我們今天根據歷史與邏輯以及政治策略，站在較高的位置上審讀書稿，提供了良好借鏡。（摘自：中華讀書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