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與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妥協，毛澤東在贛南會議受批判
儘管毛澤東在對富田事變問題的處理上和王明取得了一致，但毛澤東和黨中央在許多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如軍事思想和路線、土地革命、根據地創建與鞏固等。
中央代表團到達蘇區後，貫徹以王明為首的黨中央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對毛澤東、朱德的積極防禦戰略進行了無理指責。毛澤東據理力爭，再次引起了黨中央和中央代表團的不滿。
王明最初是想拉攏毛澤東的，但他很快發覺自己錯了，毛澤東不僅有著一整套自己的軍事路線和見解，而且不能說服。於是，他放棄了拉攏毛澤東的打算。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長達1.2萬字的《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對以毛澤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進行了批評，認為“蘇區同志對於立三路線的錯誤，尤其是國際路線的正確，還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10月18日，王明在動身去蘇聯前，給蘇區中央局發來了一個又一個電報。在第四號電報中，他再次嚴厲批評毛澤東：“蘇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也就是在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夜，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組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地點在江西瑞金葉坪。通稱“贛南會議”。會上，“左”傾教條主義者集中在四個方面批評了毛澤東： 一、將毛澤東堅持從實際出發，指責為“狹隘經驗論”； 二、在土地革命問題上，指責毛澤東犯了“富農路線”，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因為當時黨中央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毛澤東則以為應當給地主、富農以出路，主張“以人口平分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政策”；三、指責毛澤東在發展根據地問題上右傾保守，要求中央蘇區“必須於最短的時間內，”與湘贛等蘇區貫通；四、在軍事上，指責古田會議確定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黨包辦一切”，認為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後發制人”的戰略是“游擊主義的傳統”、“保守主義”、“單純防禦路線”。會上，撤銷了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改由項英擔任。隨後，會議改由項英主持。
贛南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對中央蘇區的全部批評，認為是“完全正確的”，並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逐條檢討了所犯的“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的“極嚴重的錯誤”，決定“將最大限度的努力去執行國際路線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徹底地轉變黨的路線”。提出：在根據地建設中，最大限度地開展階級鬥爭。如農民消滅地主豪紳殘餘的鬥爭、雇農貧農反對富農的鬥爭、工人反對雇主的鬥爭；在紅軍工作中，要堅決反對落後的狹隘經驗論，要教練陣地戰、街市戰、白刃戰、夜戰；在政權建設中，要“迅速洗刷”政府中的一切階級異己分子；在土地問題上，實行“富農分壞田並且要以人口與勞力混合做標準”，堅決反對固執和拘泥於過去“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機會主義；在黨內思想鬥爭中，要反對“狹隘經驗論”和“農民的落後意識”，“集中火力反對黨內目前的主要危險――右傾”。贛南會議的召開及其通過的決議案，表明蘇區中央局事實上已經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錯誤主張。
被免去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毛澤東，在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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