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劉少奇講的都是事實，或者可能講的嚴重了一些；儘管民主革命時期的毛澤東也強調要充分估計困難，反對盲目樂觀，在中共七大上他就曾一下子講過 17條困難，但現在，毛澤東雖然也講困難，卻並不願意總是強調困難，他更願意把形勢估計得樂觀一些，在某種程度上，他恰恰是劉少奇所說的對困難估計不夠的代表者。照此說下去，毛澤東是不是連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夠資格了呢？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的加劇，也有這種因素吧？
在劉少奇強調困難形勢的同時，如何調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復國民經濟，毛劉之間又發生了思想路線上的分歧。七千人大會之後，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發生的幾件事，從毛澤東看來，都是“右傾”的表現。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現的有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做法，這些做法還受到了中央第一線領導人的積極支持。毛澤東認為，這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搞集體化的重大原則問題。他批評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主張，是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的表現，是刮“單幹風”，而且越到上層風刮得越大。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對外鬥爭要小心謹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鬥到底；對外援助應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這都被他認為是修正主義的“三和一少”。1962年7月，中國代表團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裁軍大會時，強調和平、裁軍比較多，反帝調門比較低，曾引起幾個亞非國家代表團的不滿。事後，毛澤東對此多次提起批評，說是“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並向有關國家道歉。還有，就是在平反問題上，毛澤東認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風，無論什麼都要平反。他針對國家機關黨委準備對幾個比較有名的右派進行平反的事提出嚴厲批評，責問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此事是誰布置的？是組織部，中直黨委，還是國家機關黨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機關內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6、7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這類事情，還可以舉出一些，如在統戰工作問題上，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都出現了一些在毛澤東看來帶有右傾性質的方針政策。事後，毛澤東曾多次批評1962年上半年，說那時候是一股風，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小範圍會議上說，1962年刮歪風，在國際上、外交上主張“三和一少”，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如果當時我們幾個常委不頂住，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會變顔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其實，在毛澤東看來多數常委並沒有“頂住”。可見1962 年的上半年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那麼這些所謂“右傾”的表現，又和劉少奇有什麼關係呢？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主持第一線工作，是那些問題的支持者，或是那些問題的始作俑者。具體的工作和任務是從分析形勢中提出來的。既然形勢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此才導致了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的右傾。所以，毛澤東對劉少奇又多了一層政治上的不信任。
換言之，七千人大會之前，毛澤東與劉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會使毛對劉憋了一口氣，產生恩怨，問題開始變得複雜起來。七千人大會之後，毛劉之間的矛盾不但沒有化解，而且還在不斷積累，同時在估量國內形勢，在對外政策和農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決策上，出現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見分歧，而這個分歧的產生則關係到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問題，在毛澤東眼裡是出現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認為，劉少奇是被困難嚇倒了，對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至此，兩人之間的分歧便具有了雙重意義：既有個人的恩怨情結，又有思想路線上的分歧。這種矛盾糾葛，隨著以後“社教運動”的進行，以及一些國際事務的開展等等，變得越加難以調和，最終使毛澤東產生一種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和兩條戰線鬥爭的錯覺……（摘自《文史博覽》雜誌2008年第4期，作者：張素華 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