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6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短短五十餘日，先父日記便有十餘處議及當時日本國民生活狀況及精神面貌。他敏感地注意到，日本國民已經從盟軍占領所帶來的惶悚、驚恐中解脫出來，舉手投足皆鎮定自若，且能夠自覺地掩飾怨憤和屈辱，奮力恢復經濟建設，整個社會的秩序日趨穩定。即使面對著美國占領軍為慶祝 “陸軍節”而在鬧市舉行的火藥味十足的武裝遊行，面對著飄揚的星條旗和隆隆碾過的重型裝甲車，東京市民也並未表現出任何激動與不安。
表面上絕無仇視或輕視的表現。或許他們是正在“自哀不暇”，或許他們正在“臥薪嘗膽”。盟國的朋友應該當心著。
先父早年並非日本問題專家，但基於這種較為細致的、超越專業局限的觀察與分析，他能夠體會到日本現實社會和歷史文化中的某些矛盾，進而對美國推行的有關政策進行批評。倨傲與謙卑，凶殘與柔順，勤勉與享樂，誇富與裝窮——這些看上去迥然不同的性格、作風，在日本國民身上奇妙地結合在一起。此種現象引起了先父的思考：
無論叫他們（日本侍者——筆者注）做什麼，總是低聲下氣，惟命是從，而且總是笑容可掬，鞠躬而退。但是他們內心裡是怎樣想法，對戰敗的感想如何，對中國人的真正觀念又如何，這些笑容後面的東西，我現在沒有法子知道。
（1946年3月21日 星期四）
日本的女侍真是溫卑恭順，總是笑容滿面，鞠躬如也，尤其是對盟國朋友。這不知是日本女子的根性，還是多少帶有幾分“美人計”的作用。
（1946年4月3日 星期三）
他們（出庭受審的28名日本甲級戰犯——筆者注）的名字和面目都引起我的許多回憶和憤恨，……這群家夥今日確實絲毫沒有當年的威風和豪氣。他們平淡得好像你在東京或上海任何公共汽車裡可以碰見的一車搭客一樣。
（1946年5月4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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