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時報載了一篇短文，叫做《中國人不報仇》，描寫日本投降後中國人對日本人是何等寬宏大量，“視敵為友”。寬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懼，卻是懦怯。我讀了這篇文章，頗有啼笑皆非之感。
（1946年4月11日 星期四）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梅汝：《關於穀壽夫、鬆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二輯，中華書局1962年版）
1948年底，大批日本戰爭罪犯已被麥克阿瑟下令釋放，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無疾而終。除了第一批的28名，其他甲級戰犯（其中包括後來擔任過日本首相的岸信介）都沒有受到什麼懲罰。與納粹德國漏網戰犯在戰後的東躲西藏、亡命蠻荒相比，這些人的處境真可謂優游自在。美國的提攜，中國的寬厚，由“冷戰”格局導致的各國對日政策，使日本獲得了絕佳的發展機遇。
在中日友好的大氛圍裡，先父的名字當然不是一個能引起廣泛愉悅的符號。先父關於抓緊調查日軍侵華暴行史實的建議，直到20年後的80年代中期方被采納，而經歷過那場戰爭的人至此已凋謝彌多。（來源：環球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