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輿論的推手
1917年從美國留學歸來的胡適，在上海登岸時目睹祖國山河破碎，教育文化凋敝，遂下決心做一個將真理與光明傳導給中國人的啟蒙主義者，他認定只有從教育、思想與文化入手才可以為現代中國的新生奠定基石，於是決定“20年不談政治”，以《新青年》等刊物為陣地，大倡中國的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之類的文藝復興，並提出重估一切價值。而在好友陳獨秀等人被捕，他接手政治性刊物《每周評論》之後，潛伏胡適內心而一貫被自我壓抑的政治意識就發抒出來，並一發而不可收拾，從《努力周報》倡導好人政府，到《新月》時期的討論人權與約法，公開挑戰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威權政治；從1930年代因為日寇侵入而心憂國家命運，與丁文江、蔣廷黻等人發起《獨立評論》，提倡“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一直到1950年代的台灣政論刊物《自由中國》，胡適一直是現代中國公共輿論最重要的推手。
胡適曾經在發表於《努力周報》的《政論家與政黨》一文中如此申述他的政論理想：“只認是非，不論黨派，只認好人與壞人，只認好政策與壞政策，而不問這是哪一黨的人與哪一派的政策：他們立身在政黨之外，而影響自在政黨之中。他們不倚靠現成的勢力，而現成的勢力自不能不承認他們的督促。”
1933年，當汪精衛盛情邀請胡適出任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長，而其友朋如傅斯年、翁文灝、吳景超等人紛紛入閣，他如此婉言拒絕：“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決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一個國家不應該沒有這種人；這種人越多，社會的基礎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間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雖不能至，心實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
這確實是見證了政治的黑暗，卻又力圖革新政治，為中國政治生活澆灌一種新生命的胡適，在現代中國全力塑造的一種新氣象，也就是通過知識人的講學議政，而讓科舉制廢除後日益邊緣化的知識人重返社會中心，重建政治權威和心靈秩序的一種努力。一部近代中國輿論史，胡適是最不能繞開也無法繞開的人物。
在後人的眼裡，胡適似乎僅僅是書生論政而已，其實，仔細閱讀胡適的日記、書信與政論便可發覺，胡適並沒有那麼“幼稚”，胡適是一個非常具有政治智慧或者說政治實踐感的人。其公開的政論與私下的言論之間常常大有區分，他非常注意政論的實際政治影響。1930年代當蔣介石、汪精衛迫於政治集團內外的壓力而提及自由民主憲政時，胡適就會抓住機會發表一系列政論，闡述他對憲政的理解，以及在當時中國情勢之下如何開始憲政，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當時主張新式獨裁的丁文江、蔣廷黻等人。
胡適有一個著名的觀點，認為民主政治是一種幼稚園政治，更是一種選票政治，到了政黨輪替與政府換屆的時候，即使是阿鬥也可以去投票選舉表達民意。以人格建設而言，胡適鼓勵的是一種健全而自由的個人，以政治生活而言，胡適鼓吹的卻是一種低調的民主。從這一點來說，胡適從來不是一個徒逞口舌之快的政論家，而是一個充分考慮政論之責任倫理與政治後果的政論家，他有著一種常人所未及的審慎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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