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與局限
1990年代以來，李澤厚、劉再複的“告別革命”說盛極一時，這代表著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對彌漫在20世紀中國的革命暴力，以及由此帶來的封閉而偏執的兩極心態的反思，胡適的漸進思想（所謂寧可一日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和改良思維被思想界重新引入公共討論。在革命成為烏托邦的20世紀，以實驗主義為圭臬的改良者胡適在政治生活中幾乎完全被邊緣化，但在革命意識形態已經成為一種博物館文化的最近20年，胡適的影響似乎仍舊主要局限在知識界，而未能向社會層面（包括傳媒）擴散。
造成這種尷尬狀況的原因之一在於，在中國自由知識界強調市民社會發育和公民社會建設的這20年，更多的思想資源是來自黑格爾、哈耶克、哈貝馬斯等西哲。胡適不是被忽略了，而是胡適生前很少就“社會”這一核心議題發表見解，就政治議題而言，他最關切的是政治制度建設和公民人格形成，以及與此相關的思想言論自由等命題，而社會正義、公平，以及社會底層等幾乎很少進入他的思想論說，可以說，胡適在自由與平等兩種價值系統之間明顯地偏向前者而輕忽後者，這就導致胡適的思想缺乏一種執拗的緊張感和深邃性，賤民的苦難幾乎很少困擾著胡適的心靈世界和日常生活，這也是胡適相對於魯迅而言，更缺少一種道德美學和精神魅力的緣由。胡適自然也有一種偉岸的人格，這人格似乎更多的是儒家式的有所為亦有所不為的君子形象，而相對匱乏那種充滿激情與尖銳感的內心衝突。
胡適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因此寫作政論的人應該持哀矜謹慎的態度，可綜觀以胡適為核心的自由知識分子在20世紀中國的命運就會發現，他們太重視對精英（包括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商人、中上層軍官等）的啟蒙，而相對忽視了底層的訴求以及社會運動的批判和建設功能，他們也太迷信作為一種話語的公共輿論的政治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這就導致近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似乎始終是漂蕩在中國社會上空的浮雲，而無法實際地切入到政治運動以及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
1935年9月29日，胡適在《大公報》發表《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認為“民國初元的政黨怪劇都由於當時的人迷信民主政治必須是政黨政治，所以大有畫老虎畫成狗的怪現象。20多年的世界政治趨勢，使人們對於政黨政治的迷信減低了不少；在這個本來厭惡政黨政治的國家，對政黨的信用更減低了”。深受民初政黨政治傾軋文化之刺激的胡適，一生對政黨政治和黨派文化深有反感，他強調的是超越於黨派之上的公民大聯合。殊不知，現代政治的邏輯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組織政治，沒有扎根社會民眾的組織、社團等作為依托，沒有具有一定激進色彩的維權運動的配合，光靠知識分子的呐喊，100年也沒法根本地觸動政治之惡和養成政治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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