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是近代中國“平民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因此可以將他稱為“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
孫中山一生中得到的來自資產階級方面的支持並不多。辛亥革命前，國內的資產階級大部分投身立憲運動和國會請願運動，不贊成他的武裝起義方案。武昌起義後，資產階級一度附和革命，但他們對孫中山的“激烈”主張不放心，很快選擇了袁世凱。其後，孫中山到處旅行、演講，宣傳“社會革命”，但是也到處受到反對。他的舊日戰友公開聲明：“近日吾國實業衰落，急當獎勵資本家以開發富源，不當以社會主義過為遏抑”，明確地要和孫中山分道揚鑣。1913年，他發動“二次革命”時，遭到資本家們的普遍反對。1924年，廣東的商人們更發動“商團叛亂”，反對孫中山及其政府。固然，這次叛亂的領導者是買辦資產階級分子，但其參加者大部分還是一般工商業者。假如孫中山是所謂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革命家，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上述情況嗎？
近代中國，特別是戊戌維新以後，隨著大批年輕人出洋留學，也隨著廢科舉，興學堂，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大批新型知識分子。這是此前中國不曾有過的一種社會力量。他們具備現代科學文化知識，是以出賣腦力和知識為生的雇傭勞動者。他們不是資產階級，也不是當權派，在社會身份上屬於“平民階層”或接近“平民階層”。其中有些人附庸於清朝政府，或附庸於資產階級，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始終以“平民”的代言人和利益的代表者自居。驅使他們投身革命的動機是救亡，是民主，是將中國從列強瓜分和封建壓迫中解救出來，而不是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和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利益。自然，他們在設計未來社會的模式時，易於接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這一部分知識分子可以稱為“平民知識分子”。孫中山正是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因此，我覺得，與其將孫中山定性為“資產階級革命家”，不如定性為“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為妥。
從孫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這兩條具體綱領來看，也不應把他稱為“資產階級革命家”
說到這裡，需要著重分析一下孫中山提出的兩條具體綱領：“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
“平均地權”，按照孫中山的解釋是：地主自報地價，政府照價徵稅；一旦交通發達，工商業發展，該片地價增值，則原價歸地主，增價為全社會所有。例如，上海黃浦灘的某片土地，地主報價100元，後來增值為10000元時，地主所得僅為100元，而其餘的9900元則按照“漲價歸公”的原則，“為國民所共享”。同時，國家還可以按100元的原價收買這塊土地。這一政策，剝奪土地所有者壟斷土地，成為暴富的機會，既使國家掌握大量財富，又使國家可以廉價取得為發展國有經濟所必需的土地。因此，孫中山認為，這是實行社會主義的簡便辦法。
“節制資本”，按照孫中山的解釋是：首先要發達國家資本，同時節制私人資本。凡有“獨占”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興辦的企業，如銀行、鐵道、礦產等，由國家經營、管理；凡能夠“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這裡有人會問，這不是發展資本主義是什麼？問題是：孫中山雖然表示過，要保護並獎勵民營企業，但是，第一，孫中山主張，不能讓這種“私有資本制度”操縱國民之生計；第二，實行累進稅率，多征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到，孫中山為“私有資本”留下的活動餘地很小。他曾在《實業計劃》中宣布，“既廢手工采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擬將一概工業組成一極大公司，歸諸中國人民公有”。請注意這裡的“一概工業”四字，由此不難想見，他所準備組建的“極大公司”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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