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6號陵的漢文殘碑中出現了“軒轅”一詞。結合西夏文文獻《聖立義海》《孫子兵法三注》中對黃帝、軒轅的記載，進一步證實西夏對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軒轅的崇敬，這一理念不僅載於文獻，更在西夏陵這一高等級建築的碑文中留下明確印記。在7號陵出土的西夏文殘碑中有“夫子”一詞，在這裡特指孔子。聯繫到西夏曾將《論語》翻譯為西夏文，並將孔子封為文宣帝，不難看出，西夏陵碑上出現儒學代表孔子的稱謂，正是西夏對中原儒學深度接納與傳承的直接體現。
西夏陵出土的殘碑文中，還保存了大量西夏的職官名稱，部分可以與西夏法典《天盛律令》相互印證，部分則是漢文文獻和其他出土文獻所未見，凸顯其獨特史料價值。如，西夏文殘碑文中有“上柱國”的稱謂，漢文碑文有“柱國”的稱謂，證實西夏設有勛官；西夏文和漢文殘碑中都有“金紫光祿大夫”，表明西夏存在階官制度。這些記載既補充了西夏職官制度的重要內容，也彰顯出西夏不僅在職事官體系上承襲中原傳統，在勛官、階官設置上同樣延續了中原王朝體制。
此外，6號陵出土的漢文殘碑中有北宋太宗“淳化”年號（990年—994年），應是追述前代歷史時所用，印證西夏建國前對宋朝正朔的遵從。更值得關注的是，西夏陵出土的西夏文和漢文殘碑中，多處記載了多個民族名稱，足見西夏時期各民族往來之密切。
20世紀初期，黑水城出土文獻與文物遭俄國、英國所謂“探險隊”劫掠。20世紀90年代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支持下，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合作，將存藏於俄羅斯的大量西夏文、漢文資料進行整理，並在中國陸續出版，為推動西夏學發展奠定了堅實的資料基礎。
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獻中，《番漢合時掌中珠》是一部西夏文和漢文對照的詞語集，其作者在序言中明確提出：“不學番言則豈合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體現了對民族間加強文化交流的重視。此外，反映西夏社會的西夏文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據其頒律表可知當時還存在漢文本，可見制度層面的多語言應用。出土文獻中，中原的儒學著作《論語》《孟子》《孝經》，兵書《孫子兵法》《六韜》《三略》《將苑》，類書《類林》等均被譯為西夏文；同時，西夏還編纂了不少仿中原地區的通俗類著作，展現了對中原文化的系統吸納。在宗教領域，相關史料能清晰呈現出西夏佛教發展中的多民族交流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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