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架還會是兄弟嗎——一個中國學者的印度觀察（作者：譚中 旅美學者，曾在印度教書近半個世紀）
水流過淺灘總會發出潺潺的聲音，流到深潭就平靜了
我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開始在印度教書，歷時45年。記得我開始在德裡大學教授中國近代史，談到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種種侵略行為時，年輕的印度學生不勝氣憤，就像自己的母國受到欺淩一樣。這使我深深感到，過去兩千年中印兩國人民是“佛教難兄難弟”，到了近代又變成“殖民主義受害者難兄難弟”了。
1962年那一仗打傷了感情
起初到印度，正趕上印度全國掀起“中印人民是兄弟”的高潮。印度文化傳統一直是歡迎外來客人的，我作為中國人住在印度更多了一份友情。
我父親譚雲山有位印度好友、時任印度外交部副部長錢達先生。1958年我被印度國防學院招聘為中文講師，但我是外國人，需要內政部特殊審查批准。當時印度情報局長到錢達先生那兒了解我的情況時，錢達先生說：“你們可以把他當做我的兒子那樣放心。”後來，他更是親筆寫下了這一擔保。
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發生後，父親心裡很難過，他說：“兩個兄弟國家怎麼會打起仗來呢？”錢達先生安慰他說：“兄弟有時也打架的，打完了還是兄弟。”這代表了印度文化的一種樂觀主義態度，難能可貴。1962年戰爭以後，中印關係有點冷卻，但沒變成世仇，這也說明兩大文明之間有深厚的文化親屬關係。
雖然事實是，1962年那一仗打傷了感情，可現在絕大多數印度人口都是40歲以下的，他們對當年中印之間的敵意都淡忘了。1964年我加入德裡大學教師隊伍，從講師升為副教授，又當中日系主任。1973年我到巴黎參加國際東方學會大會，遇見很多來自歐美的華裔學者。他們聽說我拿的是新中國護照，名片上印的是印度最主要的國立大學系主任頭銜都覺得不可思議。
我父親譚雲山是從1928年開始在印度教書的，他幫助印度詩聖、全世界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金的非白種人泰戈爾建立了國際大學中國學院。他1983年在印度去世，我算是繼承父親遺志為增進中印兩大文明之間的友誼與諒解而奉獻終生。在我看來，可以用16個字來形容中印關係的發展前途：返老還童、各行其道、睦鄰無礙、中印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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