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城鎮轄區，全面給予外來務工人員“國民待遇”，消除“族群衝突”
近來，在一些東南沿海鄉鎮，外來工與本地人發生群體性摩擦、衝突的頻率明顯加快。在這些發達鄉鎮，外地人與本地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公共福利差距，一些地方政府和本地居民對外來工的制度歧視、意識歧視、管理歧視和生活歧視，使一些“外地人”開始萌發群體性對立情緒。這種對立情緒，不是簡單地用一句“加強外來人口管理”可以對付的。
全面給予外來工“國民待遇”，消除滋生“族群衝突”的土壤，已不僅僅是關愛外來工的問題，更是事關本地人能否幸福安居的大事。
據《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採訪觀察，這些外地人與本地人的衝突，“路線圖”大同小異：起因，有的是企業迫害討薪工人；有的是城管或治安聯防隊整治小販占道擺賣、自行車摩托車違章；有的是商場保安侵犯涉嫌偷盜者。受害方是外地人，同鄉或毫不相幹的外地人現場圍觀、打抱不平，接著是警民衝突，繼而打砸本地人的車輛甚至店鋪洩憤。這些摩擦、衝突，“無直接利益”的特性更加明顯。參與衝突者，跟受害當事人毫無關係；有人明確地向本刊記者表示：本來不關我事，就是想洩憤，至於以什麼為借口已經無所謂了。甚至，一些事件起因的當事人出來辟謠，證明自己沒有被打死打傷，反而也遭到鬧事者的圍攻、打罵。
多重因素合力造出“族群鴻溝”
在改革開放大潮中，農民以“外來工”的身份進入城鎮，形成了城鎮內二元結構，經濟地位、社會地位迥異的兩個群體朝夕相處，情形變得複雜起來。
在一些人心目中，這片土地是“本地人”的，在各種制度安排中，本地人絕對優先，“確有餘力”的情況下才會向農民工分惠。
得天獨厚的私有資源，加上公共資源的絕對傾斜，相對而言，本地人天然地享有令人眼紅的優越生活。在這些城鎮化的鄉村，本地人幾乎家家或多或少都有財產性收入，比如出租物業、村集體分紅。在就業方面，一部分人自己當老板，一部分成為鎮村工作人員，差一點的也能在親戚的廠裡謀一個管理崗位，或者做點小買賣。技能實在低下的，還可以建個家庭手工作坊，承接企業外包加工，除了企業支付正常的加工費外，還由鎮政府或村集體補貼加工資。
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城鎮化農村，本地人與外來人口倒掛現象十分嚴重，超過1：10甚至1：20的不在少數。有的行政村，本地人只有一兩千，外來工有三四萬。巨大的人口紅利，為本地人的優厚福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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