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麗說：“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信息社會……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嶄新的時代。在這個大背景下，女性寫作與男性寫作一樣，同時面臨機遇與挑戰，只不過女性的視角、切入點可能更細微、更獨特、更刁鑽。”
“我們是與男性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女性作家更多會帶著自身性別特征會去感受和放大男性作家忽略的生活和細節。但性別無法改變，我們要以作品來說話，立足於這個時代。”林那北也提及現代女性往往要同時承擔社會責任與家庭責任，“這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對作家來說，所有的經歷都是財富。”
“我認為在我有生之年，無法看到一個真正的男女平權的時代。”王海雪直言道，今天的現代社會依然充滿了女性被“物化”的陷阱，從網絡到電視劇，到廣告，它幾乎無所不在。這種“物化”不是簡單的“男性凝視”，而是在這樣的認同裡，所有人都接受並熟練運用了這套話術。
受《親愛的安吉維拉》啟發，崔君也對“語言慣性”深有同感：“比起‘嫁人’‘為你生孩子’‘女司機’，‘結婚’‘我們的孩子’‘司機’這樣的說法可能會更準確。通常，邏輯語勢容易讓人想當然。”
王姝蘄則從伍爾夫《一間自己的房間》和今年上半年的工作狀態對當下女性寫作延伸出更多思考：這個時代的女性作家已經能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新的問題在於，女性作家們如何在追求自由平等開放的同時保有自己的空間。
“我要舉的這個例子不能代表所有女作家。但它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女性狀態，已婚、有小孩。今年上半年，大家都有在家辦公的經驗，知道與小孩共處一室是種什麼樣的工作效率。”她說，如果制定一條類似於“寫作時禁止孩子進入”這樣的鐵律，她既為自己贏得了清淨的書房，也將成為另一種強勢權力，成為父權的鏡像。
“而我們倡導的女性主義，目標是尊重個體，建立自由平等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僅在性別間，也存在於大人與孩子間。如果女作家以強勢權力贏得一間清淨的書房，那麼她在這樣的房間中寫出的作品代表了怎樣的女性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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