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就重新形塑了喜劇的文化形態及其精神特質：首先，在話語表述方式上，正如學者蓋琪在分析“Z世代”喜劇文化時所指出的，互聯網喜劇往往以“自傳性敘事”為主要特徵。喜劇人不再扮演角色，而是以真實的自我為敘事主體。比如，黑燈以盲人視角“吐槽”一些無障礙設施不便利，就是以“自嘲”的方式揭示個體與社會的錯位關係。自嘲成為一種柔性的傾訴，通過降低自我來緩解社會壓力，同時維持個體尊嚴。其次，在意義建構方式上，從“無厘頭”到“抽象”，從“裝傻”到“吐槽”，當下喜劇不追求邏輯一致性，而以破碎、跳脫、反常規的敘事方式打破慣常秩序。最後，在文化功能上，從《一年一度喜劇大會》中的《父親的葬禮》，到《喜人奇妙夜2》中的《技能五子棋》，喜劇始終保持著對現實生活的感知力。它關心“35歲危機”“職場焦慮”等議題，以喜劇的形式表達著當代人的某些困惑。喜劇的“笑”在此成為“淚”的反轉，成為一種普通人在困境中的自我療愈與公共溝通。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喜劇實現了從娛樂到文化的升華，體現出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的精神溫度。
從王朔式的“精英冷諷”，到馮小剛式的“市井機智”，再到寧浩、徐崢的“中產焦慮”，中國喜劇的發展始終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擺蕩。而互聯網時代的大眾喜劇，真正實現了喜劇的“去中心化”與“再公共化”。這種新喜劇精神的誕生，標誌著中國大眾文化的一種深刻轉型。它以互聯網為媒介，以草根為主體，以自嘲為方法，以共情為目標，構建起一種新的“笑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既是虛擬的，也是現實的；既是娛樂的，也是精神的。在互聯網時代，大眾喜劇正是算法社會、流量邏輯中人們重新找回自我、重建公共情感的重要文化途徑。因此，這種大眾喜劇不僅是一種娛樂現象，更是一種文化現象——它代表著當代中國社會的情感結構、文化心理與精神姿態的轉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