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坐牢或被執行死刑多年後，真凶意外現身，多年前辦成的“鐵案”被證明實為冤假錯案，這樣的司法悲劇人們已不陌生。即將啟動重審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冤殺案”，與另一起聞名全國的冤殺案—河北聶樹斌案幾乎如出一轍，甚至可以說，呼格吉勒圖所受冤屈可能比聶樹斌更深，更令人不寒而栗，因為他被認定為殺人凶手的一個直接誘因，竟然是他原本要去見義勇為，發現女子遇害後及時向警方報警。
一個年僅18歲的青年，因見義勇為而被警方粗暴認定為凶手，又被“葫蘆僧”胡亂判處死刑，如果這樣的冤假錯案不能依法糾正，這樣的慘痛教訓不能認真汲取，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將無從談起，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和依法治國也將無從談起。
和聶樹斌案等多起冤假錯案一樣，呼格吉勒圖冤案糾錯之難，也是難於上青天。從1996年呼格吉勒圖被從速判決並執行死刑，到2005年趙志紅落網，承認自己是“4•9”奸殺案真凶，經歷了9年時間；從真凶現身，呼格吉勒圖“奸殺案”出現重大變化，其間呼格吉勒圖的父母、親屬多方奔走控訴，法學人士、刑偵專家、新聞媒體不斷為呼格吉勒圖鳴冤叫屈，到現在案件終於有望啟動重審，又經歷了9年時間。前一個9年或有許多不可控的因素，後一個9年則主要是人為拖延的結果，正如內蒙古政法系統一名官員所說，呼格吉勒圖案的事實部分早已明確，但當年公檢法三家單位的辦案人都有了相應職務的調整，有的已經多次升職，如果按照法律規定糾錯，必然有多名責任人被追究黨紀政紀責任直至刑事責任，糾錯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當然，也正是後一個9年中，我國開始了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等先進司法理念，正在各級政法機關特別是司法機關逐步得到貫徹踐行。浙江“叔侄強姦案”、福建“念斌投毒案”等典型錯案的改判，都是司法機關嚴格遵循“疑罪從無”原則的結果，呼格吉勒圖冤殺案在真凶現身9年後得以重審，也與當前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的大背景有關。
儘管大背景有了明顯變化，但糾錯的難度仍然繼續存在。糾錯不但意味著認錯，更意味著要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若不是面臨巨大的壓力，法院一般很難主動糾錯，包括上級法院主動為下級法院糾錯，其實也很難指望。一些法院之所以不願糾正冤案，主要就是為了掩蓋被錯判的案件，避免有關人員被追究責任。我們鼓勵法院糾正冤案，就陷入了一種“追責與反追責”的糾結—糾正冤案必須追責，而追責會讓法院不願糾錯，若以放棄追責換取法院糾錯，則糾錯本身很不完整，甚至沒有實際意義。
糾正呼格吉勒圖冤殺案等冤假錯案，必須大力清除各種“反追責”的障礙。為此惟有繼續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向司法機關施加更大的壓力，讓檢察官、法官和所有的司法人員都明白：每一起冤案都必須得到糾正，每一起冤案中的責任人都必須受到追究，如果為了掩飾錯判、避免追責而拒絕糾正冤案，只會犯下更大的錯誤，最終招致更嚴厲的責任追究。惟有堅定推進司法體制改革，才能為避免和糾正冤假錯案提供堅實的保障。（來源：北京青年報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