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舉行記者會，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表示，“網約車我坐過，我也請我的工作人員、司機都去坐過，有些中央領導同志也坐過”，提出要為網約車“量體裁衣”提供一個合法的出路，并明確對順風車、拼車等分享經濟的專車模式表示支持。
從個體體驗到對分享經濟的明確鼓勵，這可以說是專車風靡中國又遭嚴厲打擊以來，官方對專車最友好也是態度最開放的一次表態。此次楊傳堂部長帶來的雖然仍是《關於深化改革進一步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與《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這兩份文件，但既明確表達了對分享經濟模式的肯定，也明確地針對“沒取得營運許可對外提供營運服務不合法”而提出對待新生事物不能墨守成規，相信內裡的相關條款亦會作出相應調整，分享經濟在中國似乎又看到了希望。
自專車在這顆星球誕生之日起，其核心精神就是分享經濟模式，利用社會的閑置資源與人們的閑暇時間，進行資源的最優化利用和社會資源重構。以楊部長的話來講，這種不以營利為目的、分攤出行成本或者免費友好互助的順風車、拼車等，有利於提高交通資源的利用，對緩解城市交通擁堵，減少環境污染，具有積極意義。當然，在本土化的過程中，專車與出租車帶來的體驗差異太大，專車火速占領了市場，也產生了打車軟件、專職專車等模式，這與中國弊病已深的出租車行業仗著實際壟斷地位欠缺提升服務品質意識和供不應求的狀況有著很大關系，是實用主義和趨利本能結合的必然結果。
專車的出現，為民衆的出行提供了便利與另一種可能的方式，也進一步加快出租車行業弊端的暴露。但這并不是專車的錯，更不是將專車剿滅的理由。專車和出租車看似對立實則是出租車行業改革遲遲未動與新興行業未有規範的雙重結果，而專車和出租車本身是可以共存共生而非你死我活的，它們可各自滿足民衆對於出行的細分需求，出租車傾向於便捷化的出行需要，而專車傾向於個性化的高端出行體驗，差異化發展、多元化選擇，并不矛盾。
對專車分享經濟模式的放行和出租車改革并行不悖。一方面，要對專車進行既不失鼓勵又有效的監管，前提就是要扭轉此前專車的士化的思路，不能將所有司機和車輛都照運營方式對待，對兼職司機和私家車接入另行要求規範，否則對分享經濟的肯定名存實亡。去年起，Uber、滴滴均與全球專車平台同步大力推動拼車模式，發展人民優步+、順風車等拼車業務，對楊部長此次發言亦作出了積極回應。另一方面，專車對出租車不僅是衝擊亦是促進更可借鑒，楊部長提到在出租車改革中將優化“份子錢”、鼓勵互聯網新技術的利用。專車除了加快出租車改革的進程，技術亦值得出租車學習。目前上海交管與滴滴建立了合作也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更多是一種下單式的外包服務模式，實際上完全可以利用專車企業對動態調配和平台管理的先進技術和豐富經驗，讓其更深入地加入出租車改革中，共同為其診脈開方，各展所長。
交通部長一席話，專車的分享經濟模式猶如獲得了通行證。至於如何令這張口頭上的通行證變為現實，避免專車之爭變為的士與專車之間的零和游戲，削減民衆權益，則需對專車放行和出租車改革雙綫進行，并以深度合作的方式相互促進、相互成就。（來源：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