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在4月1日部署設立雄安新區，話音未落，則引起炒房客蜂擁而至，很多人當天連夜跋涉，乘坐各種交通工具奔赴雄安，擠爆雄安各地賓館，這些人一路勞頓心中唯有一個信念，就是趕快下手搶房子，一些炒房“老司機”預料帶銀行卡“血拼”不暢快，因為卡有額度限制，於是幹脆紛紛帶著巨額現金，希望見房即搶。
沒承想雄安根據部署早有防範，所有樓盤、二手房或中介禁止銷售，在建工程一律停工、雄安三縣的房地產交易一律凍結，即使這樣也擋不住炒房者的似火熱情，很快這股熱情燃燒到雄安周邊市縣，使周邊市縣房價也一夜飈漲，給雄安周邊一直為去庫存耿耿於懷的地方政府送去一點安慰。
這種怪象來自於深圳、浦東炒房的樣板作用，現在中央對雄安這麼大的布局，房地產炒作當然會如影隨形。可是當今中國經濟已經被房地產綁架出現下滑，如果雄安也走此老路，肯定會“出師未捷身先死”。這次首先凍結新區一切房地產的開發交易，阻止噬利階層的炒作預期為以後降低開發成本打下伏筆。
我國的市場經濟是以特區的方式來試點的，當年深圳首個作為中國區域經濟的改革開放的拓荒者來對外試驗，因為深圳與香港鄰近，選中這個地理位置，是深圳能借助廣州珠三角并依靠世界最大自由貿易港香港以出口為經濟導向、以外資的合作來推動本土企業。但當時深圳特區是建立在小漁村的基礎上，土地價格便宜，那時我國國民幾乎沒有炒房方面的意識，深圳很多土地幾乎是白送給港商，前提是他們能帶來技術。
所以，當時深圳的企業成本優勢明顯，經濟突飛猛進，短短三十年就一躍而成國際大都市。而上海浦東是中國第一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深圳成功後，上海浦東成為中央選定的下一個目標，因為浦東依托長三角，浦東對於當時的上海中心位置來說，地理位置相對偏遠。而且當時在上海本地人眼裡浦東是荒涼不毛經濟落後的農村，上海流行一句話是：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正是浦東土地價格的低廉，才使特區的各種成本相對降低，使浦東也擁有價格優勢，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深圳與浦東的共同特點就是當時土地資源價格不高，它們相繼出現并獲得成功也是政府在經濟低迷時所采用的一種促增長手段、以保障經濟合理增長。
新誕生的雄安新區，其地理優勢是與北京、天津二個大型都市圈相接近，劣勢是遠離海運，運輸成本優勢不如深圳和浦東，中央也意識到這個缺陷，所以對它的功能定位主要是承接北京不堪負重的部分結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