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車問題討論了如此長時間，最基礎的共識在於對農村欠發達地區校車安全問題的關注，而最核心的一點便是必須從投入上解決農村校車的困境。圍繞這一議題，條例草案的表述是國家會通過“財政資助、稅收優惠、鼓勵社會捐贈等多種方式”，來“支持”農村地區的校車項目，而對“財政資助”的資金來源，則規定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分擔(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財政部門制定)。這看似與此前輿論不斷呼籲的“校車經費納入公共財政”有不少契合之處，但卻存在回避核心議題的表述瑕疵，農村校車投入中財政支持的比例是多少，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分擔的模糊表述，會否讓本就迫切的校車問題再次陷入兩者財權、事權的爭奪、推脫與糾纏中。有學者表態稱，校車服務要“和國家整體的財政能力相匹配”，南都社論此前曾專文討論“錢到底夠不夠”的問題，一個最基本的判斷是，目前校車投入畸少的情狀恰是與國家整體財政能力極不匹配之所在，在年度財政預算中“各方擠一點”、為校車留下足夠份額，不僅可行，而且應當，不僅應當，而且迫切。
校車投入不足的現實國情，最需要的是政府擔起應有責任，而其更為窘迫的國情背景則是，國家教育投入長期以來的巨額欠賬和嚴重不足。近年來教育投入的增長比率驚人，但大比例的背後卻可能只是長期欠賬的小基數，“教育財政性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4%”這一本應在2000年兌現的目標，到今日依然需要重提，足令人唏噓。而將焦點問題制度化、法律化的過程，或可帶來根本性的解決，但亦極容易陷入文字的拖沓與稀釋。要使校車成為學生安全的“流動校舍”，但亦不能回避那些夏不擋雨、冬無暖意的僻野鄉校，那些凄涼與破敗，同樣令人揪心。而且，校車安全的最大隱患所在，可能也是教育投入與教育資源長期不到位的地區，二者在此處重合，尤顯政府責任勇於擔當的必要與緊迫。（時間：12月12日 來源：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