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世界銀行報告的另一種非議，或許來自普通民眾的擔心，他們擔心，國企的進一步私有化可能會帶來另一輪對公共利益的蠶食與侵吞。這或許為“獨立學者杜建國”提供了部分大鬧會場的底氣。
民眾的這種擔心並非空穴來風，這一方面基於東歐轉型以及中國改革過程中的經驗、教訓，一方面也是因為華盛頓共識並非完美的解決方案。華盛頓共識應用於拉美、俄羅斯、東歐等國家時出現了大量的社會問題，而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或許就是在於，其強調明晰產權清晰，卻並沒有將正義作為產權清晰、轉移過程中的必要條件。產權清晰之後，效率提高，卻犧牲了社會公正，對產權的保護變成了對不義之財的保護，長此以往就不可能不動搖社會正常運行的根基。缺乏法治、憲政、民主等現代政治制度的配套，而單方面推進華盛頓共識，或許正是拉美、東歐諸國一度落入深淵的根本原因。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同樣是奉行華盛頓共識，歐美等發達國家就經歷了一段較長時間的穩定、繁榮。
今日之中國改革，確實需要世界銀行的建議，這些建議對中國的改革也很有針對性。但是，中國改革有其複雜性的一面，也不是說，遵從世界銀行的建議按方服藥，就可以“包治百病”。世界銀行的合理建議可以采納，該推進的改革就應該拿出魄力推進，可是，除此之外，仍然有更加艱巨的改革任務需要完成。（時間：3月2日 來源：上海商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