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缺少一個“總局”，的確讓各地城管宛如一個個“沒娘的娃兒”。城管被賦予超出其權限的責任，不得不去處置超越職權範圍的棘手事務，由此而引發的亂象，很大程度上似乎也源於缺少“親娘”。不過，城市管理固然需要權責對等，定位明晰，但集中的權力機構，統一的行政化體系，是不是明確城市管理之責的必要條件，恐怕仍值得商榷。
事實上，由於城市本身在規模、規劃乃至特性上的千差萬別，城市管理不可能有統一模式。設立國家城管總局的意義不僅要大打折扣，甚至極有可能給鮮活的城市管理套上生硬的行政桎梏。這也是為何，國外的城市管理模式，更多是基於市民權利，自下而上建立。
例如，當代日本城市管理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城市微觀管理中社區組織的職能日益凸顯，不少城市正在出現“以社區為依托的趨勢”，居民組織作為最重要的社區組織，幾乎遍布全國的每個社區。新加坡的城市管理職能則主要由市鎮理事會行使，建立一套完備的城市管理法規體系；同時，城市管理的執法力度很大，“嚴”字當頭，而這很大程度上有賴於一支素質精良的監督隊伍和遍及社會各階層的群眾監控網絡。
而在歐美等國家，城市管理更多立足於城市，不同規模的城市都因地制宜地依托市民，制定出適合自身的城市管理模式，而不是尋求大一統的萬能法則。可見，城市管理更多是建立在市民自治的基礎上，既體現了對市民權利的尊重，更讓城市管理本身有了原動力，這才是大勢所趨。
處於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當然不能無視當前的城市管理困局，但城市究竟該如何管，由誰管，值得深思。（時間：3月5日 來源：河南商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