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發布《高等學校預防與處理學術不端行為辦法》，將高校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的依據由規範性文件上升為部門規章。
《辦法》的出台及時且必要。近年來，學術不端行為屢見報端，特別是研究生學位論文連篇累牘抄襲他人的案例，造成了相當惡劣的社會影響。教育部和高校對學術不端一貫持“零容忍”態度，可是長期以來，由於對學術不端缺乏嚴格界定，對如何懲處此類行為亦缺乏系統規範，這就在無形中降低了懲處本應產生的警示和教育意義。另一方面，針對不同事件，教育部此前發布了大量通知，對這些文件進行法理上的抽象概括，并整合、消化各方意見，形成更為系統的規章條例，是符合立法規律的當然之舉。
《辦法》展示的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為綜合治理學術不端行為搭建了基本法律框架。它將學術不端行為分為六類：剽竊、抄襲、侵占他人學術成果；篡改他人研究成果；偽造數據或捏造事實、不當署名；提供虛假學術信息；買賣或代寫論文等。這一分類也相當靈活，教育部負責人解釋道：“由於學術不端行為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不可能窮盡，因而在第7項中規定了開放性的兜底內容，為今後實施中可能遇到新的或更為複雜的學術不端行為保留空間。”《辦法》同時賦予學位委員會以足够權力，使其成為高校內部監督、治理學術不端行為的核心機構，一定程度上賦予了高校自查自糾的主動權。
學術不端所涉及的問題錯綜複雜，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同樣是論文抄襲，由於抄襲主體不同，成因也會有較大差異。在這裡我們不妨借用心理學術語，將抄襲分為“積極的”和“消極的”兩類。日本曾對國內學術不端事件進行匯總、分析，發現絕大多數抄襲者是為“取得”科研上“轟動”成果而造假。他們偽造、抄襲不是為應付一時之需，而是希望在自己的研究面臨瓶頸時，依然能獲得認可，是有意而為之的。對“積極的”不端行為，《辦法》提供了一系列懲罰措施，如終止、撤銷科研項目，辭退、解聘等。不過，除了引用《辦法》，高校也需推進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國內科研工作者壓力普遍較大，在不少高校，若不能完成論文指標，職務就無法持續晉升。真正具有開創意義的傑出論文，既需研究者長期思索、反複實驗，還受制於各種不確定因素。制度雖應鼓勵創新和競爭，不過，為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多後退空間，或可緩和他們的偏頗心理。而要打造“既能進又能退”的生態環境，適當降低發表論文的硬性要求（如發表時間、數量等）就顯得極為必要。至於“消極的”抄襲者，這裡指的主要是迫於畢業壓力而抄襲或買賣論文的學生。許多高校為提升學生科研素養，除了畢業論文，還有數量不等的“發文指標”。學校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實際操作中分散了學生有限的時間、精力，在過於繁重的任務面前，一些人最終選擇代理商，這種行為當然必須嚴懲，但對有些人來說，恐怕也多少有些無奈吧？
解決學術不端的關鍵是解決論文發表問題，需進一步完善相關考核制度。《辦法》為高校整治學術不端行為提供了有力工具，但高校同樣需要通過實踐探索來不斷豐富、完善其中的各項規定。（來源：南方日報 作者：施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