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背景下，《治安管理處罰法》才開始對相關條文進行修訂，但範圍也僅限於“行政拘留”而非“刑事責任”。其根本目的還是要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趨勢。這個時候，爭論的雙方都應該靜下心來，拿出自己拿得出手的數據，交給公衆來討論，看看現在是不是真的有必要修法，修法之後是不是能達到目的。這個事情，扣帽子是不解決問題的。
實際上，我國對有罪錯的未成年人的處理，原本有工讀學校制度。現在工讀學校基本取消了，而相對完善的幹預、疏導機制還沒能建成，未成年人的罪錯，就暴露在罰與不罰、懲與不懲的二選一境況下。與此同時，獨生子女增多、性早熟以及網絡獲取資訊的手段增加，都意味未成年人行為能力的增強，意味著關系更加複雜，矛盾更易發生，犯罪的幾率也更大，年齡層次逐漸降低。
懲罰并非目的，讓未成年人更早意識到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更加重要。所以，在討論中，無論什麼觀點，都更該遵循從實際出發的原則，讓遵紀守法的孩子受到更好的保護，讓行為出格的孩子在做出決定前養成“三思而後行”的習慣，才是最終的目的。
所以，這件事的討論，應該在更高的層次上進行，而不是雙方僅僅停留在直觀感受或以往經驗、國際慣例上。應該對未成年人的行為，特別是校園欺淩、暴力做出明確的概念界定，并且就此展開調查，以更多的事實證明修法的必要性。應該討論建立成熟的教育機制來制止未成年人犯罪，對未觸及刑律的錯失未成年人進行有效的教育。當然，還需要充分考慮家長、學生們獲得安全、健康成長環境的渴望，讓他們不再為此擔憂。（來源：法制晚報 作者：程赤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