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成本低 應形成重罰閉環
阿裡巴巴統計發現，在2017年公安機關已經進行刑事打擊的740例制假售假案件中，通過公開信息能够確認已有刑事判決結果的為63例，共判決129人，緩刑比例為81%，比2016年高兩個百分點。
例如，在某起銷售假冒三星、蘋果牌手機的案件中，行為人共銷售485部假冒手機獲利86萬元，最終主犯僅以銷售假冒注册商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
而制售假違法犯罪成本低的另一個表現是行為人很容易再次犯罪。記者注意到，2017年9月，西部某省公安機關破獲一起公安部督辦的特大調味品案，警方跨多省繳獲數十萬袋假冒調味品。該案主犯師某之前在一家正規調味品廠從事打假工作，曾配合當地警方打擊過假冒該品牌調味品的制售窩點。在高額利潤誘惑下，師某轉而制假，2006年、2011年，其兩次因參與制售假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均被取保候審，直至2017年因制售假“三進宮”。
“這說明刑罰輕不足以震懾制售假違法犯罪，治理假貨如同治理酒駕，不對制假行為作最嚴厲的遏制，治理假貨也就無從談起。”朱征夫說，要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并加大對制售假人員的經濟懲罰，發揮立法對制售假犯罪產生威懾和預防作用。
除了立法外，朱征夫認為，還要加強行政違法處理，懲治售假要多管齊下。同時，也要完善制售假違法犯罪的行刑銜接制度，未構成刑事案件的售假人員納入行政管理範疇，再犯進入司法階段則加重處罰，形成售假重罰的閉環，不放過任何一個售假主體。
“必須推行對從生產端擴大到銷售端、倉儲端、運輸端等範疇的行業禁止的處罰。立法、執法、司法三方聯動，加大制假售假行為的刑罰力度，才能從源頭上治理假貨。”朱征夫進一步指出。（來源：法治周末 法治周末記者：仇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