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觀察】又見“二選一” 比起選擇題，共享經濟更需要“填空題”
美團做打車、滴滴做外賣，兩邊的衝突激化一天天在升華，從補貼大戰又到了“二選一”的局面。應該說，二選一也是互聯網企業們慣用的套路。這種套路最早出現在8年前的3Q大戰。之後京東、唯品會指責天貓，同程指責途牛要求商戶二選一。最近，超市門店上微信支付與支付寶“二選一”。當然，比起3Q大戰，之後的選擇題更加隱蔽。
這種局面，主要是矛盾的激發點更多在B端。移動支付打通了綫上履約與綫下執行的閉環，用標准化的數據管理非標准化的服務，形成了一種不掌握供應資源的“平台”。但比起傳統的雇傭模式以及合同的約束，平台供應資源的離開幾乎沒有沉澱的成本可言，甚至也沒有所謂的“契約精神”一說，這就導致了平台商們面對“挖角”時，只能用“二選一”對商戶的離開建立更高的經濟成本。
但平台對於商家是一種“銷售渠道”，“二選一”涉嫌《反不正當競爭法》中明令禁止的競爭手段。一方面，商戶端在體量與影響上，都比用戶端小；另一方面，平台采用了更隱蔽的理由：比如，“系統故障”以及“商戶自主選擇”。
這導致許多“二選一”除了工商局等監管部門“約談”等行政手段，并沒有更合理的法律路徑。據IT產權律師趙占領表示，3Q大戰通過司法手段，最後360敗訴；京東通過行政舉報天貓最後不了了之，很多時候這種問題最後都演變成一種公關的口水戰。
在南都記者看來，目前這種簡單粗暴的“選擇題”競爭方式對於用戶體驗或者是平台口碑都是一種傷害，但在供應鏈與平台沒有契約約束的情況下，似乎只有這種方式保持自身的獨特差異化競爭力。
但共享經濟游戲規則更需要做的是“填空題”。規則的制定者，也就是政府監管部門需要面向共享經濟的“不正當競爭”制定更加明確與合理的執行依據。一方面是供應資源與平台的法律關系，通過牌照歸屬等方式強化雙方約束或者明確排他協議是否有效等問題，這也可以保持市場穩定；另一方面，則需要更有效的舉證手段，進一步厘清對互聯網平台在采用“二選一”時套用的官方說辭是否合法。（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記者：蔡輝 實習生：趙正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