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旦豐巢要收費，那麼它就必須根據消費者的意願，建立新的契約關系。豐巢也就有了義務去傾聽用戶的訴求，并解決快遞員直接入櫃的行為。當然，假如豐巢未來最有可能拿到較為豐厚的那段利潤，它也有主動調整各環節利益和需求匹配的動機與動力。
對消費者來說，如果同意接受豐巢的服務協議，也增加了表達訴求的有效途徑。向單一主體、談判能力更強（而且事先與消費者最無關）的豐巢施壓，效果和成本都優於與快遞員交涉。當然，作為業主的消費者選擇向物業施壓，同樣是一種可以理解的途徑。
這當然不是什麼“理想”的結局，但提供了各方構建新的利益分配格局的可能性，包括快遞員收益的提升，甚至某種針對快遞員的“小費打賞”。總之，是給各方特別是消費者與快遞員更多選項，而不是任由強勢一方來定規則。
簡單粗暴的收費方案，只能獲得簡單粗暴的反應。對這場多方博弈中的任何一方，最沒必要的，是用泛道德標准來“貼標簽”，諸如“貪得無厭的消費者”“陰險的奸商”“沒底綫的快遞員”……我個人謹慎地認為，“豐巢超時收費”與消費者、物業乃至快遞員的各種反制，都是新一輪博弈的自然棋路。
它不一定帶來皆大歡喜的結局，但起碼至今還未太過離譜。（來源：新京報 作者：宋金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