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設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本身並不是最終的目的，最終的目的是要把綜合改革的經驗推向全國。
一個地區或一個城市，考量自己是否能夠成為“新特區”，需要比照上海和天津看本身的條件是否成熟。這些條件包括：
區位條件。作為“新特區”，其影響和示範效應，必須是全國性的。
經濟實力。作為“新特區”，要有較強的經濟實力，要能夠經受得住體制變革帶來的巨大的衝擊，能夠承受改革的成本。
改革開放基礎。“新特區”是在老特區對外開放的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作為“新特區”，其引進外資和對外貿易都應處於全國前列。
體制條件。作為“新特區”，其是否具備體制綜合改革的條件十分重要，包括政府的行政能力等能否滿足綜合改革的需要。 “新特區”：是推廣經驗，還是爭奪資源？
儘管目前對於國家第三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何時設立還沒有確定，但是各地爭相申請設立“新特區”的呼聲很高。據媒體報導，今年“兩會”上，來自湖北、湖南、遼寧、海南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紛紛提出建議，請國家批准各自的區域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廣東、廣西、四川等省區也通過不同方式運作，希望成為第三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武漢、深圳、瀋陽、長珠潭、鄭州、西安等城市都在積極爭取。這些地區申請設立“新特區”，一方面是大張旗鼓為區域發展造勢，另一方面更是看到了“新特區”巨大的政策含金量，亦即在金融、土地、稅收、財政等政策上將有的很多優惠。
申請設立“新特區”的爭奪，同時反映出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三個矛盾：
首先是資源配置許可權的矛盾。我國市場經濟改革雖然已經觸動了很多方面的矛盾，但中央掌控資源配置許可權、自上而下配置資源的體制並沒有觸動，並且集中表現在金融、土地、稅收、財政等政策資源上。一個地區如果設立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上述政策環境方面就會有極大的改善，可以更多地發揮地方的自主性，這無疑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一種政策需要。
其次是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矛盾。在目前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隨著一些關鍵部門管理權的逐步上收和事權的逐步下放，地方的政策創新十分有限，地方政府在政策實施上普遍趨於保守。“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能夠給予地方政府很大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自主權，當然會引起各地的熱烈爭奪。
第三，市場導向和政策導向的矛盾。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時期，經濟發展的政策導向十分明顯。當時，經濟特區的設立有效地克服了這個矛盾。在今天市場經濟從不完善到完善的改革時期，經濟發展的政策導向並沒有相應減弱，所以還需要“新特區”來克服這個矛盾。當然，經濟發展的動力歸根到底還是應該來自市場，而不是政策，政策要做的應該是規範市場經濟的行為，而不是代替市場本身。
所以，設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不應當看作是一種區域政策的傾斜，也不是鞏固一個城市在某個區域內中心城市地位的一種努力，更不能當作是爭奪政策資源的一個戰役，而應當視為為國家的深化改革做出應有的貢獻。作為一個地區，既然申請成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就應當把本地區作為國家的政策實驗區，而不是特殊投資區。那麼“新特區”改革的成本，就應當由地方來承擔，而不是中央政府，改革的經驗屬於全國而不是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