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0日電／聯合晚報今天社論指出，馬英九的特別費案，傳出檢察官侯寬仁偵訊證人的筆錄“不實作假”，法院決定要另擇時間勘驗錄音光碟。這是一翻兩瞪眼的事，外界不必太多情緒，屆時一比對錄音與筆錄的出入，不管是侯寬仁或馬陣營，都得接受勘驗結果。
社論說，這兩天，媒體已多所討論關於檢察官偵訊之筆錄，若有作假，其起訴證據力的強弱勢將發生問題。這，當然是重點，若筆錄與實情出入極大，或檢察官確實有故意扭曲，入人於罪的嫌疑，這“爭議筆錄”就大條了。原本是摘奸發伏的打擊犯罪之舉，卻轉變成形同構陷、羅織罪名的惡行，怎不令人驚愕於此天差地別的變化呢？
社論認為，不僅馬英九特別費扯出的檢察官筆錄不實問題，要查清楚，今後在刑事訴訟中，舉凡偵訊筆錄被當作有利證據的案子，控辯兩方當事人都該拿這次事件為提醒，好好想想筆錄的證據力與取得方式之正當性。
還是那句話，侯寬仁偵訊馬英九特別費案的筆錄是否忠實記錄，只要加以比對，答案即揭曉，不必意氣之爭也不需浪費精力去意氣之爭。我們想進一步討論的是，檢察官決定起訴與否時，他的心態問題。為何筆錄會出現所謂的“不實紀錄”？證人的回答不清不楚，以致於給了檢察官“自由聯想”的空間嗎？這似乎太小看檢察官的問案技巧吧。
抑或是，檢察官自己的假設性提問，預設了太多先入為主的定見，以至於一等到自己要的答案出現時，便“見獵心喜”，忘了在假設性提問下，證人也可能假設性的回答，而假設性的問答內容，一旦要對照真實情況時，還得先有一番“回到現實”的動作，不然必定發生“張冠李戴”的錯誤，或根本出現“接枝造假”的用心。我們還不清楚侯寬仁的筆錄爭議，會是哪一種狀況，不過檢察官的角色既然如此重要，而檢察官起訴的人物“又非一般人等”，這案子要說不引起高度關注，那才奇怪吧。
社論最後指出，當我們說這次事件的當事人，“又非一般人等”時，其實內心也很矛盾、困窘，難道面對一般民眾或猥瑣小人時，偵訊筆錄就該犯記錄不實之過嗎？這顯然更牽涉到檢察官的專業素質，以及人權理念是否被重視的敏感問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