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巴基斯坦的情況較為特殊，恐怖勢力和極端勢力出於對穆沙拉夫政權反恐和親美政策的不滿，會把一部分怨氣撒向中國，認為襲擊中國在巴人員可以間接打擊穆沙拉夫政權。如此造成的後果是，中巴關係深厚的民間基礎已不能阻止恐怖和極端分子拿中國目標下手。從幾年來中國人在巴基斯坦遇襲的情況分析，在巴的中國人安全已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恐怖極端分子對穆沙拉夫不滿→找中國目標下手→中巴政府對此激烈反應和巴政府嚴打→中國目標價值進一步增高→再次受襲。總體看，中國人仍是巴恐怖極端分子報復政府的間接目標，目前還難以作出國際恐怖勢力系統地針對中國利益和中國人襲擊的結論。但是，如果我們對這種情況不加重視，有可能出現恐怖主義禍水東濺的危險，因為巴恐怖極端分子中藏匿有“東突”勢力，而且在這次紅色清真寺危機中，巴部落武裝和極端勢力也喊出了不利於中國的口號，甚至認為“血洗清真寺”與中國工人遭綁架後中國對巴基斯坦政府施加的壓力有關。雖然情況並非如此，但恐怖極端分子的確有可能加大對在巴中國利益的報復。
低調處理可能效果更好
近幾年來，隨著中國海外利益拓展和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境外工程人員遭到襲擊的事件屢有發生，雖然多數事件得到妥善解決，但也暴露出海外風險增大，現有保護機制和政策不能適應新情況，處理問題比較被動等新問題。
我們應該客觀、辯證分析海外中國人安全問題。在強調海外中國人安全保護時肯定不會無所作為，可也不要強調過頭，甚至把任何襲擊事件都上升到恐怖襲擊高度，並且還要事事麻煩中央領導出面。其實，相關政府部門按程式就可以解決。因此，在處理海外中國人安全保護問題時，應該注意三個問題。
首先，應該區分一般性質的刑事犯罪和有目的、系統針對中國目標的恐怖襲擊，而不是一有襲擊就認為是恐怖主義燒到中國身上了。其實，發生在海外的絕大部分中國人遇襲事件屬於刑事犯罪，如搶劫等。對於刑事犯罪事件，應該由中國駐外使領館與所在國執法和司法部門接觸，按當地法律妥當處理。這樣可以減輕中國在政府層面上面臨的壓力，中國當然不會像當年西方列強那樣要求治外法權。當然，如果是針對中國目標的恐怖主義襲擊，則應該堅決反擊，同時也要避免出現禍水東漸的危險前景，畢竟美國與國際恐怖主義仍是一對主要矛盾。
其次，應該在中國保護能力範圍內妥善施行以人為本，以人為本並非要求我們必須保護每一個出境的中國人，實際上我們也沒有這個能力。如果我們過分強調人的安全，海外中國人每出一起命案我們都用相同的模式反應，那麼中國目標對犯罪分子和恐怖主義的價值反而會更加增高，這對海外中國人的安全反而不利。即使是恐怖襲擊，可能低調處理個案得到的結果反而更好。
第三，中國有必要增強政府、社會、企業和個人對境外風險的心理承受能力。向海外拓展利益，尋求市場及商機的過程是一個與當地經濟、文化和社會發生碰撞並逐漸適應的過程，早期一般會面臨各類風險。西方列強在殖民擴張時期，可以依仗堅船利炮，無視他國主權，蹂躪他國人權，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向海外擴張的風險成本。但即使如此，這些國家仍經歷了大量人員傷亡和暫時的物質損失。現代國際秩序建立以來，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活動不得不遵守國際法及相關規則，但也總是在當地面臨形形色色的威脅，並曾付出慘痛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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