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３０多年過去﹐作為女兒﹐您對父親在“文革”中的“九‧一三”事件怎麼看﹖
林﹕我後來了解了整個事情的真相。我父親當時是中央的二號人物﹐對“文革”造成的災難﹐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對不起老戰友﹑對不起老部下﹑對不起他戰斗過的地方的父老鄉親。這是我的看法。
作為林彪的女兒﹐我義不容辭地﹐對遭父親迫害的人﹑受他牽連的人謝罪。
我讀過余秋雨寫的《借我一生》﹐看到他家在“文革”中受到很大打擊。我見到他時﹐替我父親向他家謝罪﹔在王光美追悼會上﹐我見到劉少奇的孩子﹐也向他們謝罪﹔老舍在“文革”中自殺﹐我也向老舍的孩子舒乙謝罪﹔井岡山聯誼會時﹐到場的都是老紅軍的一些子女﹐我站起來向他們替我父親謝罪。我到過廣東惠州一個部隊﹐這是我父親曾經帶過的一個部隊﹐我也謝罪。這麼多年來﹐在很多場合﹐我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替我父親謝罪。
我謝罪﹐不為求得他們的寬恕。他們遭受這麼大的災難﹐我明白﹐這是寬恕不了的。
有人對我說﹐你謝罪有什麼用﹐你又沒有錢﹐也沒有權。你謝罪﹐也給人解決不了實際問題。這麼些年﹐很多人死去了﹑走了﹐還有少數在人間。我感到很對不起他們﹐但我真是無能為力。替父羞愧和謝罪﹐已無濟于事﹐只是一種內心沉重而持久的感受罷了。
“我和林彪的父女情是抹不掉的”
記者﹕您與父親林彪生活在一起的時間並不長。“文革”中您寫信與父親斷絕關系﹔“九‧一三”後﹐您也不免受牽連。您內心裡有怪過父親嗎﹖
林﹕我６０多歲了﹐有時還做夢夢見父親。從個人感情說﹐我和林彪的父女感情是怎麼也抹不掉的﹐怎麼也消失不了的。這是人的天然親情。
雖然我和父親在一起生活不是很久﹐因為我的後媽﹐我就像是一個灰小鴨﹐被排擠在外﹐受罪受苦。但是﹐給我親情﹑給我父愛的﹐也就只有我爸了。我永遠忘不了。這人世間﹐沒有任何人給我這種父愛的感受。
“對林彪的評價﹐功是功﹐過是過”
記者﹕在廣東大埔時﹐您說到父親的相片３０多年來第一次出現在軍博展覽中﹐感到身上的一個包袱終于卸下時﹐落淚了……
林﹕多年來﹐我內心裡確實非常沉重。“九‧一三”事件後﹐關于我父親在革命戰爭時期的戰功﹐被盡可能地抹去了。我曾經到解放軍畫報社﹐想花錢把我父親的照片洗出來。在指揮平津戰役的將領合影中﹐他們把我父親抹掉了。我找他們說﹐這不是原來的照片﹐歷史就是歷史﹐我要原來的照片。現在這兩張照片﹐被抹掉的和沒被抹掉的﹐我手頭都有。
我說過﹐對林彪的評價﹐功是功﹐過是過。他在幾十年中曾立下了輝煌戰功﹐但這不能掩蓋他後來發生的“九‧一三”事件的結局。
同樣﹐“九‧一三”事件不能把他過去為中國革命立下的功勞完全抹殺掉。
這些年﹐我在替父親謝罪的同時﹐也努力希望我父親曾經帶領過的部隊在戰爭歲月裡的功績能夠得到肯定。１９９４年１月﹐當時四野戰史沒有著落﹐而其他野戰軍史正在編寫甚至聽說有的已完稿﹐我給陳雲同志寫信提出寫四野戰史及修建平津戰役紀念館﹐這個事情後來解決了。我這樣做﹐都是出于謝罪感及責任感。
現在﹐官方對父親的評價有改善﹐我覺得﹐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表現。這是一個進步﹐向著歷史的真相跨近了一步。“實事求是”這四個字說起來很簡單﹐真做起來﹐是很不容易的。
“我寧願做個小老百姓的孩子”
記者﹕人們總是把將帥的女兒稱之為“紅色公主”。您也是一個“紅色公主”﹐有何體會﹖
林﹕我有一些老同學說﹐小林是最倒霉的。“九‧一三”以前﹐有這麼一個後媽葉群﹐盡是受氣﹐沒享什麼福﹔“九‧一三”以後﹐又因為是林彪的女兒﹐也沒有好日子過。
總的來說﹐我感到很苦。這麼多年﹐我一直很低調﹐有一種非常沉重的心理﹐平常我不太願意接觸社會。
有時﹐我覺得﹐如果不在這樣的家庭出身﹐我真是寧願做一個小小老百姓的孩子﹐做一個工人﹑農民﹑小市民﹑職員﹑中學老師﹑小學老師﹑知識分子的孩子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