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這個村子離市區較遠，如何把遊客吸引過來也是個問題。再加上“一無資金，二無權力，還沒有人支持”這些原因，注定讓“桃花節”只能是劉佳的一個美夢。同樣的原因，讓劉佳的另一個設想──發展有機農業夭折。
“我覺得自己創造一個項目真的很難，尤其是沒有權力和資金。”劉佳嘆了口氣。
去年，劉佳研究生畢業後來到村裡。剛開始村民對她的到來給予了很高的期望，常有村民問：“你帶來了什麼項目啊？”事實上，有沒有項目劉佳自己心裡有底──如果我有項目自己就在外面開公司了。“他們認為大學生是無所不能的，覺得是政府派下來的。”還有村民告訴她：“好好幹啊，到時候掙錢了給你買車。”劉佳明白，自己完全不可能實現村民的希望，因此後來她有些怕和村民聊天，怕他們再談起“項目”。
“我覺得不能(給村裡)帶來什麼變化，很愧疚。”劉佳說。
尷尬的地位
村民們開始失望：“你們這些大學生村官都來這麼長時間了，你們都幹嗎了？”另一個村官於偉表示，他有時會聽到村民這麼說，他也很生氣。但他坦承他們說的是實話，“村民很希望我們幹點事”。
對於偉而言，他最平常的一天就是等著工作來。“一會兒婦聯主任給活兒，一會兒會計給點活兒。”他做的最多的就是類似於秘書的工作。
“我們書記對我的態度是：我有事叫你來，其餘的時間你可以自己忙自己的事。”於偉說，需要他做的事情很少，雖然書記這麼說，但他平時都來上班。
“寧可累死也不能閑死。”於偉告訴記者，他也在為自己找事情做。在他看來，去年他做的最有實質意義的一件事就是給村民解答法律問題。他一共給村民解決了7個法律問題，“刑事民事的都有”。
前不久，他又找了一件他認為是有意義的事，但沒有成功。今年植樹節到來之前，於偉想發動鎮裡的村官植樹，每個村官帶兩三個村民去種樹，種樹的地點於偉都選好了。他興奮地去鎮團委商議此事，“結果他們的態度出奇的冷漠”。在於偉看來這種態度是“對事不對人”。
鎮團委直截了當地拒絕了於偉的提議，似乎這種事情根本不可能考慮：“別說你說要辦這事了，我們團委辦些活動，征集資金都很難。”
於偉後來也想開了：“當然鎮裡有鎮裡的困難，還考慮到安全問題，所以沒有支持這次植樹活動。”
然而，最讓於偉介意的是鄉政府的態度，這讓他覺得自己沒有受到尊重，村官的地位也很尷尬。“平時我們和鄉政府接觸得多。我們在鄉政府這一級別上處於邊緣地位。鄉政府特別忙的時候，會抽我們上來幹一個月的活，等沒事了，我們又回村裡面。”
於偉告訴記者，在村裡，書記和主任對他都還不錯。但他也很少過問村裡的內部事務。村裡有重要的決策時，他採取的態度就是避開；村裡財務的流向等重要事情他也都採取回避態度。
“第一，我出不了意見。第二，書記也不想讓我們這樣一個外人知道村裡的內部事務。其實，村裡的潛規則非常多，沒有正規化的運作方式，都是靠3個領導合計。”
回避的不只是於偉，村裡的會計、婦聯主任都得回避。“村裡3個領導商量到重要事情的時候，我們看著差不多該說這些事了，就自然回避。連婦聯主任都算是外人，我就更算是外人了。”
於偉到這裡之後感覺“被閑置了”。“大多數書記不讓你多管事情，不願意你去創新，省得給他添亂子。”他感到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怕“添亂子”，另一方面他一直在尋找著做點什麼事。“但可能跟個人能力有關，很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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