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北慈提到的“依靠經驗”，使記者想到了美國曾炮制出台的《中國軍力報告》，這份報告的依據也是來自于公開資料，包括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國軍隊領導人講話和論著等，但最終美國“依靠經驗”得出的中國軍費開支，竟然是中國政府公布數字的3倍。有人發現，美國方面是有選擇地摘取中國軍費開支數據的，比如他們曾連續兩年引用香港某報的報道，說“中國正在研發一種反衛星武器”，可事後證明這是一條假新聞。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會不會也是有選擇地摘取有關中國的數據，自然成了記者的一個問題。
對于這一點，柏雷絲和季北慈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柏雷絲宣稱，在她擔任所長期間，對于各種數據都會照單全收，如果有把握，就選取他們認爲可靠的數據，如果不同來源的數據相差太大，那麽就會在年鑒里把兩組數據全部列上，由讀者自行判斷真僞。季北慈則表示，他會用“最謹慎”的方法來選擇可靠信息。可無論怎樣，最近幾年關于中國的軍力發展情况都一直備受關注。柏雷絲擔任所長期間，SIPRI出版的年鑒曾采用購買力平價的方法，得出“中國軍費開支高于政府公布數字的60%至80%”的結論；季北慈擔任所長後，中國軍費開支的排名又創了曆史新高。
說起SIPRI公布的軍費開支與中國政府公布的數字有出入，柏雷絲認爲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她回憶說，每年的年鑒公布後，都會遭到一些指責，美國不滿意，俄羅斯也不服氣，幾乎所有國家都認爲年度報告公布的軍費開支數字算多了。但柏雷絲認爲，與美國計算出的軍力報告比起來，SIPRI年度報告里公布的數字已經低得很多了。柏雷絲承認，軍費開支的計算幷沒有一個統一的標准，比如對于軍人退役津貼，有的國家將其看作軍費開支，有的國家則當作社會福利；還有將各國軍費轉換成美元，是否該考慮各國實際購買力的問題也存在著爭議。柏雷絲覺得，總體而言，SIPRI的統計更立足現實，而美國的方式則是主觀分析的成分過多。她舉例說，他們發現中國最近幾年有很大一部分軍費是用于提高士兵的收入，還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更換新軍裝，對于這些情况，研究所都要統計在內，而考慮到中國的實際物價水平，包括更換新軍裝的成本都比多數發達國家低很多，他們就又采取了購買力平價的方法。但美國則不同，他們更多的是關注中國等國家新武器的研發、生産的成本等，所以他們即使不使用購買力平價的方法，也會把中國等國家的軍費開支數目提高很多，比如研發一套新型反衛星武器的花費，可能够得上給全世界的士兵更換軍裝了，但實際上是否研發成功，以及花費多少，這一類信息幷不容易獲得。
季北慈回避了美國出台的軍力報告的問題，但他承認，中國的軍費開支只有美國的1/10，按人均計算更是遠低于多數發達國家，而且中國的軍費開支增長是與國民經濟增長相適應的，至少目前還不應該讓外界感到憂慮。季北慈說，作爲一個已經研究中國問題25年的學者，他有很多中國朋友，這使他與其各位前任相比，有更好的“公關條件”，比如與更多的中國學術機構、軍工企業等建立合作關系，甚至招聘來自中國的學者在SIPRI工作等等，所以他自己認爲，目前他所領導的對華軍力研究是客觀公正的。季北慈還告訴記者，中國准備發展航空母艦也好，自行發展新型戰鬥機也罷，從目前“還看不出中國未來的意圖是用來進行戰略防禦還是進攻”。
歐美緊盯中國30年軍備進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