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要求人們深刻反思中國現存文化管理體制。文化官僚體制對中國文化的復興和軟力量的崛起是一個有效的制約。曾經聽一位官員說，他們（文化官僚）已經發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管理的方法，說是只要把哲學家、藝術家和文學家管理好，文化領域就太平無事了。
這位官僚說得非常對。的確，從歷史上看，一切所能找到的“負面”形容詞都可以套用到這三“家”，如非理性、狂熱、瘋人、蠱惑人心、頽廢等等。但是，如果把這三“家”管理死了，就不會有文化復興了。正是在這些領域，存在著文化復興所需要的所有要素。如果沒有了文化直覺和文化本能，那麼如何才能產生大家？
專業精神要佔主導地位
文章指出，從經驗層面看，西方文化的進步同新類型的哲學家、新類型的藝術家和新類型的文學家相關聯的。新的哲學、藝術和文學既是時代的寫照，也推動著時代的進步。
新文化的崛起是創造的結果，是一種對傳統的毀滅性的再創造。從古希臘到現代，西方文化再創造的歷史並沒有中斷過。在這個漫長的文化再生產過程中，西方的文化也融合了世界的文化，甚至是中國的文化，例如西方的理性主義和中國的傳統的世俗文化有很大的關聯。
中國龐大的文化官僚體制，其存在的目的不在於鼓勵創新，而在於控制。無論在任何國家和地方，文化規制是需要的，例如一些會造成宗族、宗教沖突的東西，色情和暴力的東西，都有必要加以管理。
文章指出，這也是很多西方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因此才有一些新概念例如“政治上不正確”的出現。當然，之前，也存在著各種制約性，例如“宗教上不正確”。
提出中國文化管理體制的問題，並不是說不要任何規制文化活動的體制，而是要從現在隨意主觀的政治控制轉型成為法治基礎之上的規制。在政治控制狀態下，文化官僚的目的就是尋找他們所定義和規定為“敏感的”和“不正確的”東西。一旦出現一些新的思潮和文化形式，就馬上作過分政治化的解讀。一旦政治化，便把文化創造扼殺在本能和直覺的狀態。
文章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這使得文化界和官僚當局之間存有很大的矛盾，這也就是文化界存在著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狀態的政治根源。
要建立文化規制，就需要在官僚體制和文化領域建立邊界。文化領域應當有屬於自己本身的自治空間。文化領域進行自治，就可以鼓勵文化領域內的競爭和自我約束。專業精神才會在這個領域佔主導地位，只有有了專業精神，創新才會成為可能。
只有當文化活動超過了這個邊界，國家規制才可以介入。政府規制的唯一目標就是在文化創造和公共利益之間求得平衡，保障公共利益。從根本上而言，沒有文化管理體制的大變革，就不會有中國文化的復興和軟力量的崛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