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23%的高增長率是名義消費，不是實際消費，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現階段，消費是居民收入的函數，而收入則是經濟增長的函數，如果增長掉下來，消費也要跟著往下掉。經濟增長是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投資和出口都要往下掉，消費的繁榮就沒有了根基。從經驗看，如果經濟增長率掉到8%以下，消費增長率應該比經濟增長率還低。
記者：有一個背離現象，2008年來的城鎮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大降，同期消費卻大增，原因何在？
王建：這個現象只能說明我們的統計不准。
任若恩：這裡所說的消費是商品零售總額，該指標不完全等於個人消費，包括公共消費，所以上述背離現象並不存在。
高善文：城鎮可支配收入的顯著回落可能與數據搜集的口徑有關。觀察同期其他數據，至少在2008年上半年，職工報酬的增長仍處於歷史上非常高的水平，而反映低端勞動力價格變化的CPI細項家庭服務和加工維修服務價格指數上半年仍在繼續攀升，這些數據似乎暗示至少上半年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緊張狀況並沒有出現明顯的緩解。在此背景下，我國消費增長繼續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並不難以理解。
需要注意的是，8月份以來的數據顯示，中國低端勞動力價格出現明顯回落，似乎暗示勞動力市場緊張狀況正在緩解，值得密切關注。
潘向東：實際消費在大幅提高，那是錯覺。原因是我們習慣地選取CPI或消費零售價格指數作為消費的價格指數，但在國家限價的情況下，用CPI或消費零售價格指數作為消費的價格指數會存在低估，這就使我們看到名義消費攀升就錯以為內需在向好，從而樂觀地估計了實際消費水平。
記者：由於物價上漲，給普通百姓生活帶來了較大影響，您認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應該上調到多少，占財政收入多大比例?
王建：具體上調金額不好說，但原則是應該使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消費水平能在通脹過程中不下降。對財政收支來說，是依靠轉移支付方式實現，即加大對高收入人群的征稅幅度，向中低收入人群轉移。所以，這不是一個財政比例問題，而是如何通過財政實現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問題。
任若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應該與CPI指數化，占財政收入的比例不可能定量化。
高善文：考慮到食品價格在2007年以來的大幅上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綫上調20%左右比較恰當，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可能仍然維持在5.3%左右。
潘向東：國家通過財政改善民生問題，加大對低保收入家庭的補貼，遇到的最大瓶頸就是財政收入需要快速增長。民生投入在財政支出中是剛性的，假若經濟出現快速下降，這些支出不但不會減少，還會由於失業人員的加劇，更多的家庭將進入到低保家庭，這時財政的支出將進一步加大。要改變這種格局，唯有保持經濟的快速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