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18日電／作為改革開放一系列重大決策的起草者和推動者，穿越波瀾壯闊的30年，79歲的高尚全引領我們重溫那一次次艱難突圍——“我參與起草的三個中央《決定》”。
人民日報報道，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說，每次改革開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為先導，進而實現體制創新和理論創新。
中國改革開放是在黨的領導下，主要通過中央的重大決策、決定自上而下推動。同時，通過改革開放的試驗，自下而上推開。
改革開放中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很突出。30年經驗、教訓都很深刻，不能再走回頭路。
他說，我先後參加過六個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有三個是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對推動中國改革起了關鍵性作用。
1984：《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突破——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第一個是在1984年。當時，解放思想衝破了“左”的幹擾，農村改革取得突破，農民積極性大大提高，農業生產實現前所未有的大豐收。但在城市，還是計劃經濟那一套，存在政企不分、條塊分割、分配平均主義、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來管理經濟四大弊病，使經濟失去活力，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發展，影響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這個階段，有人認為利用價值規律、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的主張“必然會削弱計劃經濟，削弱社會主義公有制”，“模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是我黨歷史上第一個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變了原來十二大“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小平同志評價很高，稱之為“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
1984年的《決定》有什麼重大突破？過去大家知道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基本特征，這次提出了“商品經濟”概念，很不容易。此稿起草過程中，黨中央、國務院主要領導同志先後八次與起草小組座談，共同修改。我提出，改革就是要為迅速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掃清道路。從改革試點的實踐經驗看，什麼時候我們比較注意發展商品經濟了，什麼時候經濟就比較繁榮；哪個地方重視商品生產，哪個地方經濟就較有活力，老百姓的日子就好過。廣東最典型了。所以可在“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這句話之外，再加上一句“只有發展商品經濟才能富中國”。但是，也有人不贊成把商品經濟寫入《決定》，主要擔心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混同，怕變成資本主義。經過中央反複征求各方意見，最終十二屆三中全會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寫入《決定》。“商品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範疇”、“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商品經濟同計劃經濟不是對立的”等觀點逐漸被部分人接受。
當然爭論并未停止。比如我最早提出“用經濟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計劃”的建議，現在看來不算什麼，但在20多年前是一件大事。當時匈牙利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搞改革，取消了指令性計劃，遭到猛批：“取消指令性計劃就是取消計劃經濟，取消計劃經濟就是取消社會主義！”可是我去東歐考察，比如在捷克，“Bata”皮鞋本是捷克名牌，後來搞了計劃經濟，沒名牌了。因為計劃部門根據當時該國1600萬人口，按每人2雙鞋計劃，總共3200萬雙，然後把指標分到各鞋廠。結果生產出來的皮鞋人家往往不要，而人家要的卻沒生產，一方面大量積壓，一方面又大量短缺。為什麼？皮鞋這類消費品講究個性化，男人跟女人、城裡人跟農村人、收入高的跟收入低的、大人跟小孩都不一樣，你千篇一律按每人2雙做計劃，是對資源的極大浪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