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特點是，議員們對政制問題的關注度降低，但是對民生、經濟、政府施政能力的關注度大大提高。因為人大常委會已經訂出相關推動普選的時間表，港人又是很務實的，所以此次選舉時政制問題不再是一個重要的話題，如今在議會內也是如此。大家已經擱置政制方面的爭議，為了爭取選票，民生、施政水準等問題成了焦點。
大家對政府施政能力的要求提高了，議員參選的時候，也有很多對選民的承諾，當選之後需要兌現；加上近期金融海嘯影響廣泛，所以本屆立法會一開始就有很多有關民生、經濟的話題。由於議題很多，且都要代表自己的支持者發出聲音，所以新一屆立法會一開始，就可以說“百家爭鳴”。
特區政府在管治上要與時俱進 薪金高做事少就會引起民眾反感
劉迺強：增加問責官員反映了一種社會變遷的，理論上可以回應更多的問題，但是為甚麼反應很不理想呢？
譚耀宗：政府最近民望下降是有諸多原因的，轉折點從政府的副局長、政治助理的任命開始。副局長、政治助理的任命，出於加強問責官員的責任性，在大原則上原本不是大問題，但是由於政府給政治助理的薪金比較高，副局長又出現國籍問題，這樣，國籍、工資問題引起輿論發酵，造成人們對政府有看法，對施政能力有批評。
政府施政雖然是有自己的考慮，其實還可以處理得更好一些。但是有些人還是存有精英心態，對政策持續發展、資源承擔、政策轉變帶來的後果等方面考慮很多，但是對民情民意以及社會轉變考慮得少了一些，所以做出來的事有時與市民的期望有落差。
社會發展現在是很快的，香港民眾的觀念已經改變不少，因此政府在管治上也要跟上步伐。問責制理論上是能夠加強政府的管治能力，但是由於這種變動不是配套的，簡單而言上面變了，但是下面還是沒變，就導致了磨合不佳的問題。問責官員可能在做事的時候有政治、民意等多重考慮，但是對於實際操作的常任公務員來說，就擔心政策轉變會帶來好多後果。他們擔心達不到變化的要求，怕太多變化應付不了，所以寧可不變。
無論副局長還是政治助理，都是局長的助手，基本上是局長讓他們做甚麼，他們就做甚麼。而為這些副局長、政治助理做實質的後勤支援的，還是原來的公務員。而從架構上看，這些新出現的副局長、政治助理，本身並不是率領公務員的，而那些既有的公務員其實並不想他們太多插手。
如果副局長、政治助理只是遵循局長的指令做事，分擔一些工作，幫幫手。可見的好處是，如果局長暫時離開香港或者不在位置，會將權力暫時交給副局長，比以前直接交給某個不熟悉狀況的其他局長處理要好一些。某種意義上說，是因為當初將政治助理這個職位的層次擺得比較高。但是從目前的實際狀況看，他們能發揮的空間是有限的。當初如果將這個職位的層次放低，大家也就無所謂了。人們有意見，相當程度上是因為給他們的工資很高，但是他們能做的又不是太清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