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的眼中，中國文化及在這一文化熏陶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一直含蓄而內斂。但是面對這場百年罕見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中國領導人春季外交、內外講話，談得最多的兩個字是：信心。
有許多個理由詮釋和支持著這樣的自信，而深藏背後的一個是：在五千年中國歷史上，危機的來臨與處理，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常客”。救亡圖存，變危為機，轉危為安，史有明鑒，更為中國近代史屢驗屢證。進入新世紀以來，現代條件下中國人危機處理的能力和水平，多次向世界展示了一個民族臨危不懼，迎難而上的不屈精神，化險為夷的國家意志和力量。
因此，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這一位新“常客”，中國聚精會神，從容因應，是民族大歷史的必然。
從民族歷史標定得失
新中國成立前，歷代王朝“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物是人非，朝代更迭，屢屢得失，都取決於民心向背，民力聚散，並不因天災外力而興亡。
受制於自然環境和資源稟賦，中國自古自然災害多發。儘管宜耕土地開發較多，但水旱蝗災此起彼伏，百姓習於應對。
經驗告訴我們，災害壓不倒人，人禍才難以承受。僅從清末、明末的種種危機看，純粹自然災害難於引發政治動盪。清末的華北數省災荒沒有使清王朝覆亡，1911年風調雨順的一年卻爆發革命。明末也是如此，朝庭和地方競相橫征暴斂，一省財政僅夠供養幾個藩王。此時天災襲來，民乏生路，蜂起為擾，不待清兵入關，社會秩序已趨瓦解。
縱觀幾千年中國歷史，基本上可以勾勒出這樣一條王朝更迭的軌跡：或者內憂、或者外患，幾十年失治、戰亂導致水利失修，人民流離失所。此時若發生天災，人民沒有自救能力，流民翻倍增加，人為放大了這種災害，引發社會動盪。
面對危機，安民為本。尤其不能有人為失誤，決策儘量少出錯、不出大錯。這是中國歷史對今天的深刻警示。
對此，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修澤教授有會於心。他認為，這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為中國增添了倒逼改革的壓力。借這種壓力，削弱利益集團扭曲中國改革方向的“壓力罩”，就會釋放出強大內在動力，變危為機就有了保證。
金融危機爆發，相當於落潮，石頭都露了出來。石頭就是中國的一些制度性頑症。要搬掉這些石頭，就要靠改革。
比如為什麼要擴大內需，因為消費不足；為什麼消費不足，因為收入較低；為什麼收入較低，因為政府和壟斷企業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比重上升太快，國際分工中財富獲得力弱，居民所佔比重下降。這就讓我們持續追溯：政府為什麼支出上升過快？壟斷企業的利潤如何為全體人民共享？中國在國際分工中財富獲得力為什麼偏弱？
因此，從保增長、促內需出手，倒逼政府改革、倒逼壟斷型企業改革、倒逼產業升級與提升產業控制力，這就是危機促改革的思路。
此外，改革中還存在利益集團影響政策、扭曲方向的問題。而在危機面前，在某些問題上，利益集團可能相互有所妥協，但也有可能廝打得難解難分。經濟危機下利益集團的走向，其眾生態，值得關注。如何遏制利益集團膨脹、扭曲改革的力量，發揮出廣大人民參與改革的積極力量，是安定民心，凝聚民意，避免人為失誤，戰勝危機的重要因素。
情況明決心大辦法對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善於向歷史學習，從歷史中吸取力量的民族，才是有希望和未來的民族。
2008年，中國經歷了大悲大喜的考驗。雨雪冰凍災害、拉薩“314”事件、奧運聖火境外傳遞遭遇干擾、“512”汶川大地震、舉辦奧運會、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加劇等，一系列的大事都對中國提出了嚴峻的考驗。這些大事，中國人民從容以對，多個重大突發事件和災難一一化解，顯示了中國人民既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又吸收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的寬廣胸懷與力量。中國政府的現代危機管理能力和水平，贏得了世界讚譽。
回顧歷史，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陳雪薇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有三點應對危機的經驗具有重大價值，這就是情況明，決心大，辦法對。陳教授以1960年中國面臨的嚴峻形勢為例作了分析。
當時的危機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犯了錯誤。“大躍進”對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很大；一是1959年開始的自然災害嚴重，同時國外“修正主義路線搗亂”、蘇聯撤走專家。可謂內憂外患。
中國人挺過來了，靠的就是情況明，決心大，辦法對。
情況明：是對形勢的判斷準確。困難到什麼程度，要正視。毛澤東當時提出情況明，但他本人對形勢的判斷存在失誤，而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周恩來、劉少奇判斷更準確。
現在，黨中央已經有了一致的判斷，並通過各個渠道通報給全黨、全國人民。今後，這樣的透明還將持續、豐富。
決心大：明了情況以後，要有大的決心。陳雲當時說，把困難估計得最充分，與其短，不如準備長。他當時準備5年時間，結果實際用了3年時間渡過困難。這是對困難的姿態。
辦法對：接下來要有好的應對辦法。
此外，中央的表率作用至關重要。1960年，面對嚴重困難，毛澤東、周恩來帶頭不吃肉，帶動全國同心同德、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共克時艱。由此而形成了上下同心、同舟共濟、共渡難關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而今日，黨中央也從自身做起，作出了厲行節約、壓縮公共開支的部署，讓幹部帶頭和人民共患難。
與歷史不同的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也有過波動起伏，甚至有過大的起落，遇到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這樣的外部危機的影響。在現代條件下應對這些起伏和危機，中國已經積累了宏觀調控和危機管理的經驗。
陳雪薇指出，1997年，當亞洲金融危機襲來之時，我們一邊抓國內經濟軟著陸，一邊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中央採取的種種措施取得顯著成效，國際反響好。我們沒有真正的危機。這也取決於當時的中央領導按照當時需要，適時採取改革開放的措施。
不僅如此，我們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牢牢抓住了機遇，充分發揮我們生產力成本、要素成本低的比較優勢，同時抓住加入WTO的契機，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至亞洲金融危機結束時，我們一舉奠定了外向型經濟的基礎。
災難是最好的老師。一個民族在災難中失去的，必將在民族的進步中獲得補償。歷經災難和危機考驗的中國政府和人民，在災難和危機中學習，以國家意志和改革開放累積的國力、不斷提升的治國理政能力、借助現代法律和科學建立起來的現代危機管理體制，把1998年的大洪水、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等罕見災難的損失降到了儘可能低的程度。
尤其是汶川大地震，中國高效的抗災救災能力，向世界顯示了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和政府的救災機制權威高效、制度調配科學有力。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宇認為，經過危機的考驗和洗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模式的意義和生命力將會得到進一步彰顯。
張宇指出，黨和政府提出的應對金融經濟危機的許多重大措施，如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著力擴大內需、實現公平正義、注重民生建設、加強自主創新、開發戰略資源、完善基礎設施、保護生態環境等，不僅有利於我國經濟儘快從危機中走出來，而且將為國民經濟上一個新的臺階和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
總之，當前的這場愈演愈烈的世界金融危機，既向中國的發展模式提出了空前嚴峻的挑戰，也為中國模式的調整和創新提供了空前難得的機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