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哲民在書中記載了自己的親身觀察，包括阿拉伯商人在中國義烏市場的活躍，以及中國商人在大馬士革設立店舖，還解釋了為何“中國的企業家大多是女性”。他認為，這種民間的交流，再結合上政治戰略層面的考慮－－中國需要石油資源，阿拉伯世界需要與美國抗衡的勢力－－就令到中阿之間的關係在短短幾年裡突飛猛進。
然而，貝哲民也務求冷靜客觀，避免超離現實的設想。例如他提到，儘管中國現在已是中東石油的大買家，但由於阿拉伯社會對外來投資有嚴格規限，所以中國近幾年對非洲大規模輸出資金和人員的情境，不大可能會在中東重演。
除了實質的經貿交易，他還提到中國的“軟實力”在阿拉伯世界造成的影響。在此他也採用了很多人談論的“中國模式”（China Model）一詞。但他指出，他不會像很多學者般幻想，認為中國已創出了新的經濟增長獨門配方，其他國家可以“照辦煮碗”抄襲。而事實上，“敘利亞官員在北京的座談會上聽到的忠告，跟他們從IMF處得到的沒有兩樣。”
相較而言，貝哲民認為“中國模式”的重要性，首先在於它的開放市場改革方向，活生生的成功例子比任何一個華盛頓閣員的說法都更具說服力；而中國持續多年的高增長數字，也讓其他發展中國家覺得“事有可為”；此外，中國的成功也在於能夠設計適合自身國情的經濟政策，而且務實得可以在碰壁時立刻修改路線。此種種都有助阿拉伯世界經濟體進行正確的改革。
最後，貝哲民認為，中國和阿拉伯世界的交往愈來愈緊密，對西方世界構成的真正挑戰不在於經濟，而在於社會層面。在談及兩地傳媒業的篇章中，他指出中國和中東愈來愈習慣以中文或阿拉伯文互相溝通，而不再需要用英文。他在書中提出的重點，是西方有必要適應一個“很不一樣”的世界－－就是中國和中東這兩個偉大古文明愈來愈重視對方，攜手重新掘起，而西方對此喪失話語權，甚至連可以理解他們對話的人材都缺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