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問】國內智庫與國外智庫差距在哪裡？
鄭新立：告訴你一個數字，全球智庫約6000家，其中近1800家在美國，而“旋轉門”機制，是美國智庫的一大特色。
所謂“旋轉門”，即智庫成員的身份在政要與研究者之間變換，有人甚至“旋轉”兩三次，使政府保持活力，使智庫成為給政府培植、儲備人才的地方。正因如此，發達國家智庫的社會能量相當大，游刃於政界、商界和學界，對政府決策、公共輿論有直接影響力。在美國，每逢重大政策的決斷，一般是智庫先提建議，然後是媒體討論、國會聽證，最後政府采納，智庫的參與度、公信力都很高。
智庫在對外交往中也有特殊作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員就有多位擔任過駐外大使，積累了深厚人脈，在世界舞台往往左右逢源。智庫的聲音有時更具說服力，而中國多年來缺少政府之外的智庫與國際智庫溝通，急需建立這一全新的公關渠道，塑造中國軟實力，掌握國際話語權。
【六問】理事會對國經中心的期望是什麼？
鄭新立：以我來說，我的心願是把中心打造成世界一流智庫，為中國的智庫建設作出有益探索。當前，應對危機不僅需要政府通力合作，也需要各國智庫的頭腦風暴。正如本次全球智庫峰會的主題：“共享人類智慧，共謀全球發展”——這是智庫理應承載的責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