縫合的這段時間，我急著打電話給我太太，電話通後，我卻話講不出話來，我叫了一聲Jane，接下來喉嚨就卡住了，我太太還以為是收訊不良，其實我是想到一九八五年，我回去選台南縣長，十一月十六日落選，十一月十八日謝票那天，太太發生不幸的政治車禍，被人撞成半身不遂，終身與輪椅為伴，當時就是被送到奇美醫院的前身逢甲醫院，當年夫妻差一點就永遠訣別了，當時我真的講不出話來。想到那次她被車撞，這次我被槍擊，怎麼會這麼巧合，都是下午一點多，又送到同一家醫院，難道這就是我們夫妻倆的宿命？選舉為什麼一定要選成這樣？後來，我也打了電話給我媽媽和我岳母報平安。
我中槍後，“總統”醫療小組召集人黃芳彥給我太太打電話，他第一句話就說，“妳要鎮靜！”我太太當場就知道不妙，因為當天中午他們還一起在官邸用餐，結果離開沒有多久，黃芳彥就打電話來，我太太認為一定出事了！黃芳彥第二句話說：“總統”中槍了！”，她直覺的認為事情一定相當嚴重。
但我太太非常鎮定，馬上做了一些安排，第一，可能要動大手術，趕快找台北最好的醫生下去台南幫忙。第二，動手術一定要麻醉，必須要有代理，因此必須趕快通知“副總統”，黃芳彥告訴她“副總統”也中槍了。第三，由於當時的情況不明，她馬上打電話給致中，要他通知幸妤，要夫妻倆把小孩一起帶回官邸，外面可能有危險，到官邸來比較安全。
送到病房之前，在急診室裡，呂“副總統”在旁邊掀了掀布簾要和我講話，她說：絕對是她先中槍，然後我才中槍，而我中的那槍，是打中她的子彈反彈到我身上來的，所以我才會受傷。
我告訴呂“副總統”：“不要隨便亂講！”，我知道的不是那樣，而相關人員向我做的報告也不是如此。當時我穿了三層衣服，夾克、襯衫和內衣，我的右側，三層衣服都有子彈的穿入的痕跡，而靠近“副總統”的左側，只有內衣與襯衫有穿孔，夾克則沒有。
按照我衣服損壞的情況，以及車子的擋風玻璃的彈痕，當時我研判，應該是第一槍打到了擋風玻璃再跳彈到呂“副總統”的右腳上，劃過我腹部的應該是另一槍，所以我說：“不論實際的狀況究竟如何，絕對不可能是先打到妳再反彈到我身上的。”
後來，我才知道呂“副總統”在中槍後，她已經在第一時間打電話告訴楊憲宏，說她是幫台灣人擋子彈，幫“總統”擋子彈。她已經先講出去了。甚至，她還打電話給“總統府”邱義仁秘書長，要他要對外這樣講。還好，邱義仁對這種說法有所保留，沒有這樣對外宣布，否則後來調查的結果不是這樣，一定無端增加事情的複雜性。
清創完成，傷口也縫合了，接著要照X光，確定子彈清除了沒有。照過了X光後，接著又要我去照斷層掃描，還沒有推進去前，詹啟賢院長要我坐起來，然後幫我搜身，我忍不住問，你到底要找什麼？他才說，他在找子彈！
原來，在清創時判斷子彈並沒有射入身體內，但後來照X光時，卻意外發現在脊椎旁邊有一顆子彈，看到片子的人都嚇了一大跳，詹院長於是在我身上摸來摸去，後來終於在我背後的衣服內找到一顆彈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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