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21日電／本月初，卸任一年半的前國務委員、外交部長唐家璇出版新書《勁雨煦風》，受到海內外廣泛關注。雖然退休國家領導人出書已不是新鮮事，但是像今年下半年這樣強的出版密度還是第一次：8月，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所著的《朱鎔基答記者問》、前最高法院院長蕭揚的《反貪報告》出版；11月，前國家體育局局長袁偉民撰寫的《袁偉民與體壇風雲》問世。卸任的國家領導人出書形成了一個小高潮。
《現代快報》報道，“這是件好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喻國明認為領導人出書擴大了信息開放，提高了政治透明度，不僅使一些檔案文獻的解密期大為縮短，同時也將時代的高層政治決策透明化。
“在由中國公民向世界公民轉變的過程中，中國領導人的行事風格也越來越國際化。”敏感的媒體也迅速捕捉到了這一變化，把領導人行事風格與國際化聯繫在一起，印證了改革開放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
作風更趨國際化
與西方政要出書的高調相比，中國領導人一度顯得低調而神秘。上世紀80年代中期，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以口述結合檔案材料的方式出版了《建國以來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顧》，被認為是領導人出書的肇始。
進入21世紀，領導人出書變得更為頻密。李鵬、李瑞環、李嵐清、劉華清等紛紛出版個人性的專題日記、回憶錄或其他著作。
卸任高官所選擇留存的記錄也各有不同，有回憶往昔從政經歷，如李鵬在2004年到2006年出版了4部日記體回憶著作；有回歸從政前的專業領域，如江澤民出版了兩部學術著作《論中國信息技術產業發展》和《中國能源問題研究》；還有悠然下南山者，為個人愛好怡然自得，喜歡研究哲學的全國政協前主席李瑞環出版了《學哲學用哲學》，愛好音樂的前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則出版了《李嵐清音樂筆談》。
外長出書或成傳統
其中，政要出書更為集中地出現在了外交部門。除2003年前外交部長錢其琛出版《外交十記》外，另一位前外交部長李肇星也曾出版過兩本書──《從未名到未名》及《李肇星詩選》。在今年2月，94歲高齡的前駐美國大使柴澤民亦由他人作了傳記──《新中國首任駐美大使柴澤民》。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分析說，外媒對外交事件的披露，使得外交方面的公開程度比其他領域更高，因為“一些問題你不公開，別人都公開了”。“外交部門長期跟西方打交道，行事方式上更容易受到感染。”毛壽龍說。
除此之外，中國領導人在海外出版著作的情況亦與日俱增。10月14日，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就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推出兩部學術著作《論中國信息技術產業發展》和《中國能源問題研究》的英文版。
不少境外出版商都對中國領導人的著作，表現出莫大興趣。
出版流程亦出現轉變，以前領導人的著作多是由中央編譯局或者外文局編譯成外文版，再交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但現在，一些國外出版商也參與到領導人著作的翻譯工作中來。世界知識出版社社長高樹茂說：“按西方領導人著作的出版經驗，一國領導人的回憶錄和傳記性質書籍，是最有商業價值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