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1、作協、足協是社會團體，不受正規國家公務員體制的監督。作家官員一方面享受官員的部級、局級待遇，另一方面享有高額稿酬、出場費，屢登作家富豪榜。有文章指出：足協、作協等官僚化協會，“與社會腐敗有諸多相同之處，但他們站在更為有利和安全的位置”。2、如果按社會團體監督，中國作協是正部級，級別之高，令眾多局、處級監管單位望塵莫及，即便是部級監管單位也能稱兄道弟，無論有多少負面質詢都不難抹平、擺平。3、面對輿論和公眾監督，這些協會的表現更剽悍。近日飽受質疑的中攝協1號文件，把媒體和大眾對金像獎涉嫌抄襲的批評，上綱上線為“對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攻擊”、“攻擊黨領導下的文藝界人民團體體制”，這種口吻，被網友謔稱為“最牛紅頭文件”。老攝影家石寶琇憤而退會，指出：“發文件對批評者扣帽子打棍子，令人驚奇、疑惑、失望。”
如果不對作協、足協進行徹底改革，取消其行政級別，實現協會體制的全面民間化，就會如媒體所言：“這種協會的性質沒有改變，無論這次打擊足協腐敗的行動如何及時和徹底，也是治標不治本的”，“南勇之後還會有‘北勇’出現”。根治中國足球、振興中國文學，必須從作協、足協的體制改革做起。
呼喚作協的“平民時代”
如果說現在的足協、作協體制是弊大於利，那麼，民間化的作協體制，則會帶來很多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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