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的名言說：“史學即史料學。”一個史家的見識，不僅體現在宏觀論斷上，也體現在其具體發掘的史料中。第一流的史學家是如此，第一流的文學史家也當如此。《中國當代文學60年》一書所載，98%的篇幅都是珍貴的文獻資料，而這些文獻資料，無一不與當代的文學史息息相關。如所周知，當代中國經歷建國、文革以及改革開放等重大政治時期，文學對於政治不僅“如響斯應”，而且有抵觸，有迂回，有反思，其間“一變而再變”，所有的文藝政策、報告、講話，文學運動的內參文獻，圍繞理論與創作的討論與爭鳴，等等，紛繁複雜，莫衷一是。又加上漫長的時間跨度，當時觸手可及的資料——報刊、雜誌和文集，如今早覆蓋上歷史的塵埃。“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編纂者“兀兀以窮年”，對各種相關資料旁搜遠紹，按主題編為四個專輯：文藝政策與意識形態導向、理論探索與人文立場、文學創作引起的討論、創作現象與藝術規律。每一專輯皆為專題史料的類聚。一編在手，讀者從此可以方便地見到宏觀叙述背後的“細筋健骨”。
不僅於此，一些重要的作家及作品，在特定歷史環境中激起的社會反響，譬如早期的《青春之歌》、《創業史》，近年的金庸小說及《大話西游》等，也在這裡獲得了“史料的還原”。此外值得一提的，則為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話題，當時甫一提出，即在文學界引起巨大反響。近20年過去了，一些讀者也許已漸淡忘，而在這本《六十年》中，編纂者輯錄了當時最重要的史料，真實展現了彼時由於市場經濟的繁榮，物質主義盛行，導致理想主義的衰退和道德感的缺失，因而促使學者提出“人文精神”來做振臂高呼的原始場景。書中收入了最早探討“人文精神”的一系列文章，如：《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王曉明等)、《當代知識分子的價值規範》(陳思和等)以及《讀書》上刊發的《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對話。那一場對重建知識分子的人格和社會價值導向有積極意義的討論，無疑可以視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發展的一個風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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