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國當代藝術史除了建立一條以社會學為主導的叙事話語，即立足於人性、人文、人本為基石的文化傳統外，是否還有其它的價值尺度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一方面， “當代藝術”的內涵並不是單向度的，它既可以體現在形態的差異上，也可以由不同的文化訴求凸顯出來。換言之，除了有社會學叙事為主導的發展脈絡外，還有一些以審美的現代性和回歸藝術本體為目標的藝術現象，它們同樣屬於當代藝術的文化範疇。另一方面，當代藝術的價值取向並不是一層不變的，它總處於流動與發展的狀態，它會隨外部的政治、文化、社會語境的改變而改變。因此，如何呈現這種價值訴求的衍生與嬗變便成為了當代藝術史書寫中的一個難點。
正是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當代藝術史的價值訴求也應是多元化的，除了社會學的叙事方式外，還可以找到一些新的叙事模式。比如，在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進程中，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曾出現過許多民間的藝術團體。例如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的“無名畫會”、“星星畫會”、上海的“草草社”、重慶的“野草畫會”等。和當時主流的“傷痕”美術對“文革”的反思有所不同，這一時期的民間畫會和藝術團體則具有鮮明的前衛文化立場。不管是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西單民主墻所舉行的各種現代藝術作品的展示活動，還是北京的“星星畫會”、 重慶的“野草畫會”等藝術團體的自發集結，參與其中的大部分藝術家對體制的批判、對自我表現的遵從、對語言革命的渴望，都體現了前衛藝術反主流、反體制、反政治性話語的諸多文化特征。同樣，即使在抽象藝術領域，不管是80年代初的抽象，還是“新潮”階段在“純化語言”口號下出現的抽象，不管是90年代的抽象水墨，還是2003年以來出現的“後抽象”繪畫，它們都有自身的發展脈絡、藝術史的上下文關係，而且也都能成為中國各個時期社會、文化的表征。實際上，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譬如，如何從身體、性別、身份的叙事話語對中國女性藝術進行細致的梳理；如何從創作觀念、文化訴求、語言特征的角度對中國的行為藝術進行解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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