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也不贊成“中國模式”這個提法。“講‘模式’，有定型之嫌。這既不符合事實，也很危險。危險在哪裡？一會自我滿足，盲目樂觀；二會轉移改革的方向，在舊體制還沒有完全變革、新體制還沒有完善定型的情況下，說我們已經形成了‘中國模式’，以後就有可能把這個‘模式’視為改革的對象。”
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張維為教授則認為，“中國模式”本身就是包容和發展的產物。張維為近年來曾多次發表關於“中國模式”的論述，在他看來，“中國模式”因為汲取了外來營養才富有活力，因為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包容開放、善於學習。“我覺得中國現在實際上是世界上意識形態最寬鬆的國家之一，只要是好的東西都學，但學的過程中是以我為主，不是盲目學。”
除此之外，他認為“中國模式”的內容還包括：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比較強勢、比較有效的政府；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指導思想；集中精力關注民生；妥善處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方關係，在堅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進改革和發展；漸進改革，並在改革中確立了比較正確的優先順序——先農村後城市、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改革為主再逐步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如果說所謂的“中國模式”並不能稱為模式，主要原因是中國當前發展方式的內生性問題尚未解決。曾就職於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資深中國問題專家黃靖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正受到根本性的挑戰，如果認為所謂“中國模式”經受住了金融危機考驗就進入了安全期，就完全錯了。
黃靖說，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重要因素——外資的不斷涌入和與外貿相關的產業都在金融危機中受到了很大打擊，即便是經濟復甦也未必能解決目前保護主義興起的趨勢。其次，中國辛苦累積幾十年的鉅額外匯儲備現在卻變成了別人綁架自己的工具，導致中國整體經濟更容易受到難以掌控的外部變化的威脅。第三，金融危機延緩了中國必須進行的經濟結構性改革，投資推動所佔GDP的比例過大且不斷強化，這會造成產能過剩，並阻礙就業市場的良性發展。
“我們看到一方面千百萬農民工進城就業，另一方面大學生學非所用、‘低品質’就業十分普遍，”黃靖說。“相當一批人可能從17歲到47歲都在做同樣的低技能工作，這最終影響的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品質的提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