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左氏》、《公羊》、《榖梁》、《鄒氏》和《夾氏》)，《詩》分為四(毛、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戰國縱橫，真偽紛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
內部的紛爭加上外部的打壓，使得儒學發展在整體上一直處於不景氣的狀態。直至“漢興，改秦之敗”，儒家學術才開始出現了轉機。
與儒家的消沉和再興相伴隨的戰國後期到漢初這一階段，在中國整個學術發展史上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時出現了一批對後來學術文化發展有著深刻影響的標誌性成果，其中便有陰陽家鄒衍“五德終始”的尚變之說，《中庸》“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尚同之說，董仲舒以“天、道不變”和“獨尊儒術”為特色的將不變與同一熔鑄為一體之說等。這些看起來前後似乎並沒有什麼連續性的主張，卻既對維持中國社會政治架構的運轉，也對中國學術發展的整體走向，起到了非常特殊的定向的作用。
“五德終始”的核心是尚變。在中國歷史上，它第一次以理論的形式說明，任一歷史朝代的合理性都不是永恒的。如同陰陽五行的盛衰消長一樣，每一朝代都有自己發生、發展和消亡的歷史，並必然地為反映德運要求的新生的朝代所代替。在這裡，“變”雖然是針對不變(常)而言，但它作為必然的存在，本身就又具有“常”的意義。因而，“常”不僅僅是指尚具有合理性而存在的朝代自身，也同時是指舊朝代必然為新的朝代所取代的“變”的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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